8月2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来自该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当前我国企业职工5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
    无论是依照国家发达程度、国民收入基础，还是根据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水平来看，“我国社保费率过高”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一则在于公共财政资金压力巨大，无法对社保承担过多的兜底功能；再者，代际转移支付存在着严重的责任失衡，特别是养老“双轨制”留下的历史欠账大大推高了现行的养老保险费率。再加之，随着社保扩面征缴空间的缩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保高费率更是变得难以撼动。
    鉴于客观条件所限，无论是祭出“民众减压”说，还是摆出“企业降负”论，想必都无法轻易改变社保高费率的现实。在这一前提下，最坏的结果很可能是“企业甩锅，职工接盘”：掌握更多博弈能力的企业群体，完全可能通过政策游说或经济施压，来谋求更有利于自己的社保政策。例如，降低社保中单位缴费比例，争取人社部门执法倾斜等等。尤其在制造业承压的经济新常态下，这种种负面的可能性，都必须在事前引起足够警惕才是。
    当有关部门放风“社保开支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据此呼吁改变时，我们更是应该重申一个底线性的原则，那就是“要始终确保参保人员待遇水平不受影响”。如果公共财政无力就社保承担起更多支付责任，而仅仅简单粗暴地调整企业、个人的缴费比例，注定是危险的——如此，将事态推向“零和博弈的乱局，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与之相较，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还是得回归于社保基金的开源节流和保值增值本身。
    就开源节流而言，无疑需要建构更多“专项划拨充实社保”的渠道，需要改造社保结算方式来降低无谓损耗；而对于保值增值来说，在做好社保入市的风险评估和配套保障之后，尽可能提高其投资回报率和整体收益规模也该是大势所趋。一言以蔽之，唯有在这两个层面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降低社保才能真正具备实现的基础。也只有在此语境下，主张社保降费让利企业，才不至于滑向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