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进行了一场看似激烈实则半推半就的较量后，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下称“党产条例”），该条例随即于8月12日正式实施。
    “党产条例”通过后，有媒体形容这是蔡英文当局对国民党的“抄家灭党”，还有媒体称国民党因此要被送上断头台。之所以如此耸人听闻，是因为根据该条例，台湾的政党及附随组织自1945年8月15日起取得，或其自同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的财产，扣除党费、政治献金、竞选经费补助金外，都会被推定为不当党产，应转移充公。
    对于国民党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但是，问题真的这么严重吗？
    提起国民党党产，有一个说法、两个故事。一个说法是，“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两个故事，一个是《亚洲周刊》诽谤案，一个是兴票案。
    “国库”通党库、党库通私库，这一说法通俗易懂。国民党原来执行的就是党国一体的体制，直到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歌”，第一句仍然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党国一体，使得公产和党产难以区分，党的高级官员假党济私，将党产据为己有就难免。这也是民进党长期以来攻击国民党的重点，国民党有苦难言。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围绕着国民党党产，发生了两个案子。
    一个是香港《亚洲周刊》诽谤案。1996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一期的《亚洲周刊》上，发表了该刊资深编辑谢忠良和特约记者陈婉莹撰写的长达10页的内幕独家报道《台湾卷入美大选政治献金疑案》，该期封面也以《国民党捐给白宫1500万美金？台湾卷入美政治献金丑闻》为标题作了突出处理。这篇报道出来后，在海峡两岸、太平洋两岸都引起巨大反响，也使得李登辉当局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为此，国民党党产大管家刘泰英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亚洲周刊》相关人员诽谤。没想到，此案一出，又招致国际舆论界新一轮谴责。1997年4月22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刘泰英败诉。
    一个是兴票案。1999年12月9日，前国民党“立委”杨吉雄举行记者会，指独立“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任国民党秘书长期间，其长子宋镇远刚退伍就用巨款购买中兴票券，账户余额惊人，兴票案就此爆发。兴票案爆发后，台湾检方、台湾“财政部”等部门进行了高强度的连续调查，国民党一方则指宋楚瑜涉嫌伪造文书、背信、侵占、竞选经费申报不实等。此案高潮迭起，宋楚瑜险象环生，直至2005年才全案了结，老宋得以全身而退，但他的“总统”梦也随之烟消云散。
    《亚洲周刊》案是为了压制言论，兴票案是为了排除异己。这两个案子都凸显了国民党的财大气粗以及党内黑金政治的内幕重重，党产问题更加受到诟病。
    事实上，不但民进党，台湾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对国民党庞大的党产颇有微词。比如李敖，就一直对国民党党产耿耿于怀。此次台湾“立法院”通过党产条例，李敖表达的是一种“恨晚”的心理。
    根据公开报道的数字，李登辉时期的1998年，国民党的总资产达到918亿新台币；到2000年连战任国民党主席时，党产剩下808亿新台币；到马英九任党主席的2005年，党产减到311亿新台币；2016年3月，国民党公布的党产数字是166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34亿元）。
    平心而论，34亿人民币的资产对于一个百年政党而言，并不算多。问题是，由民进党当局主导的党产清算过程，有可能演变成一个针对现国民党的羞辱过程，如果国民党应对失策，损失的不但是党产，也是颜面，更重要的是民意支持度可能会大幅度削减。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台湾岛内有识之士提出国民党应该重塑理想和信仰，在理想和信仰的召唤下聚集力量，以达到党的重生。
    这个观点直指问题的实质，但对国民党而言，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一个政党，聚财难，聚人更难，在财产被剥夺、被清算的情况下，聚人尤其难。还有，近20多年来国民党不断分裂，先后分出了新党和亲民党，现在的党内也是派系林立，大佬各拥山头、各有盘算，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领袖级人物出现。
    综上信息，笔者的看法主要有两点：
    第一，对国民党的党产清算，一方面国民党方面已有所准备，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也不至于出手太狠，毕竟清算历史相当于鞭尸，要顾及整个社会的观感，所以，国民党的党产清算关应该可以挺得过去；第二，虽然党产清算可过，但力量的重聚、党魂的重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也许要经过若干次岛内重要的选举、在一次次风火雷电的磨练中慢慢成型。
    清党产易，塑党魂难。国民党正面对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