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表文章，表示国内尽管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但大量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新增融资很大部分用于偿还债务，社会资金主要进入金融属性强的部分商品。
    与此相适应，央行发布的7月份信贷数据显示，7月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4636亿元，环比少增9164亿元，其中，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4773亿元。由于居民中长期贷款中绝大部分是房贷，这也意味着，7月份的新增贷款是靠居民来完成的，是靠居民来撑起金融机构的一片蓝天。
    作为最重要的经济综合部门和协调部门之一，发改委指出大量货币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央行则用最直观的数据证明货币资金的“脱实向虚”，我们不禁要问，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各方多次公开表示的资金正在向实体经济倾斜，实体企业的的融资困难正在得到缓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样的现象。要知道，如果相关各方所说的都是真话的话，实体经济就不可能再有多大的融资矛盾，资金也不可能不进入实体经济。
    事实却是，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竟然由居民个人住房贷款“承包”了，其他企业则出现了不增反降的现象。可见，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有多严重。
    我们注意到，除极少数情况之外，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每一次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决策层都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向实体经济倾斜的要求，并在政策制定时，注入了向实体经济倾斜的元素，譬如定向降准。可是，实际执行结果，却没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决策层的意愿去的。更多情况下，政策归政策、要求归要求、执行归执行，政策到了企业手中，就完全走了形了。每次宽松释放的货币，也更加严重地注入非实体经济领域。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治决定金融，而不是经济决定金融。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地方政府，都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中将金融让位于政治，让政治凌驾于金融之上。所有的政策执行和资金投放，都是首先考虑政治风险，而不是经济风险。只要没有政治风险，再大的经济风险也不怕。反之，再小的经济风险，也会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被完全搁置。
    为什么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地方政府债务就翻了几番，而且，还不包括平台公司债务。原因就在于，银行把钱放给政府，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哪怕全部收不回来，也不会追究银行工作人员的责任。反之，给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就会责任一追到底。即便是市场变化造成的，也会对当事人采取责任追究手段。自然，对银行来说，给政府发放贷款再多、风险再大，也不会有任何担心。
    再如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为什么特别受银行青睐，也是因为政治风险问题。即便给企业贷款，风险要略大于政府。但是，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平台公司和国有企业，仍然风险要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有企业负债大幅上升，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各种债务违约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在对待企业问题上，也是以预防政治风险为主要目标。譬如目前正在推行的PPP模式，多数地方采取的还是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合作的方式，真正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很难与政府形成共识。
    这其中，预防政治风险是最主要的原因。银行是否愿意参与到PPP项目中来，给与政府合作的资本以资金方面的支持，也要看合作者是谁。如果是国有企业，态度就积极些。反之，则态度不太积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金融领域，政治决定金融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会出现政治决定金融的现象，原因很简单，就是金融业仍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金融的从业者，特别是经营者，大多都是依靠行政任命的。在他们的心里，不可能真正装得下市场、装得下竞争、装得下公平。那么，对实体经济来说，也就不可能在这样的金融管理体制下，得到与政府和国有企业平等的资金支持待遇。为什么政府负债能够一年上一个大台阶，国有企业也会资产负债率一年高于一年。只有实体经济，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最终到了产业资本大量撤离的地步。
    也正因为如此，要想改变目前这种格局，就必须改变政治决定金融的局面，改变银行经济让位于政治、市场让位于政治、企业让位于政治的现象。对银行来说，必须将其作为市场主体之王，平等地与其他市场主体，包括广大居民进行合作，而不是优先考虑政治、考虑为谁提供服务。服务的对象，只有优劣之分、效益好差之分、贷款偿还能力之分，而不能有所有制形式之分，如果把给企业提供服务也夹杂了政治风险这个概念，实体经济就永远无法摆脱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应当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打破金融企业的国有垄断地位，引入更多的其他所有制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一旦金融行业也能充分竞争了，政治决定金融的成分也就会越来越淡。毕竟，企业还是要以能够生存为大，无法生存了，其他方面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