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改革素来为人关注。舆论一般认为：一、应进一步提高起征点，且改变以个人为单位的征缴方式，改以家庭为单位征缴；二、应将最基本的民生支出纳入“抵扣”范围，尤其像家庭唯一住房的贷款利息，因实际造成一般家庭的沉重负担，更应纳入“抵扣”范围。
    8月10日，周俊生在《中国青年报》发文，题为《个税改革不宜把抵扣作为重点》。他认为：“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中设立‘抵扣’环节，是不应该倡导的一个方向。”“（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好其在养老、抚幼、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对民众的兜底责任，而不能以个税‘抵扣’来抽换政府的责任。”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
    我国实行间接税制度，主要向企业、服务商征税，然后将税款包含在商品价格中，转嫁给民众个人。即相关间接税种才是我国一般意义上的人头税，而个税虽然存在，却应明确为“富人税”。既然是“富人税”，征税对象就不应以工薪族为主体。其实，个税开征之初，起征点非常高，据说彼时全国仅数十人有缴纳资格。只是后来社会平均收入上涨快，物价上涨快，但个税起征点上调特别慢，个税才逐渐变成了“工薪税”。
    学界现在呼吁财税改革。如果财税改革即刻启动，要从间接税制过渡为直接税制，那么在减废相关间接税种同时明确个税的主体税、人头税地位的前提下，起征点自然不宜太高，就现实起征点与社会平均收入的比例而言，甚至应有所降低。反之，如果不能改为直接税制，那就一定要明确个税的“富人税”性质，大幅提高起征点。至于是否改以家庭为基本征缴单位，显然应视“数目字管理体系”的健全完善程度而定。
    周俊生在文章中强调，“（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好其在养老、抚幼、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对民众的兜底责任”，笔者对此非常赞成。不过，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所提供的“兜底”福利标准都不是很高。而整个制度体系追求的目标却不能仅限于“民众饿不死”这么低的层次，还应当让一般民众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生活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这个时候，个税“抵扣”，便是实现后一种较高目标的重要手段。
    在现实中，依然分两种情况。如果明确个税的“富人税”地位并大幅提高起征点，基本将工薪群体排除在外，有资格交税的都是开豪车、住大别墅的老板，那自然就没必要“抵扣”了。反之，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抵扣”。但具体在哪些方面实行“抵扣”，“抵扣”到什么程度，显然关乎国情，需要进一步讨论，笔者不在细节方面展开。
    其实，“抵扣”并不限于个税，但凡涉及到最基本的民生，都应慎重考虑。我国并不是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抵扣”，譬如，按现行法律，对于许多农林渔产品的初次加工，就是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征收，即另一种形式的先征后返或“抵扣”。之所以如此，一则是鼓励投资，二则是降低成本，保证民众能买到价格较为便宜的基本生活物资，不仅不挨饿，而且要吃好喝好。
    政府兜底是福利底线，而个税“抵扣”则是保证一般民众能生活得相对体面，彼此之间有关联，但也有区别，周俊生显然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物资丰富的时代，论及公共管理，一定要在温饱基础上考虑民众生活的体面，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国家在个税制度中设置“抵扣”环节，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