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的版图上正崛起越来越多的区域，他们实力超群，与美国硅谷的差距逐步缩小，有些地方正迎头赶上。北京海淀、上海张江、深圳南山是中国当前最出名的三大科技创新区域，谁能成为“中国硅谷”？三地的短板在哪里？与美国硅谷相比，差距何在？
    三足鼎立各展所长
    看到“科技＋时尚感”的消费级无人机产品，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硅谷，是苹果。不过，这是深圳南山企业——大疆科技的产品，它已占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70%。
    这样令人脑洞大开的科技企业在南山科技园有惊涛拍岸之势，从华为、中兴，到腾讯、光启，再到如今的大疆。它们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高科技公司代表。南山聚集了众多“瞪羚型”“核弹型”科技企业，今天还不起眼，未来也许就能颠覆产业、引领世界。“南山是市场派尖兵，活力一流。”深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陆健说，从市场活力和文化来说，南山是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地方。
    中关村发源地——北京海淀呈现出“资源富矿”的高精尖引领态势。最近，坐落在海淀区的“滴滴大厦”引起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苹果公司罕见地给创办只有3年多的“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使其快速跻身顶级“独角兽”之列。离“滴滴大厦”不远的地方，金山集团“金山云”也刚刚获得新一轮融资，估值超过11亿美元……北京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创新企业的“爆发式成长”成为北京比肩美国硅谷的显著特征。
    用友网络董事长王文京说：“现在海淀创业金融环境已经比硅谷好了，天使、创投、政策引导基金等支撑都有，只要创业者专业、有方向，坚持下去，就可以实现创新突破。”
    “有创新者说，一般在海外需要半年以上才能融到的资金，在海淀，仅用了3个月便融到资。”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说。
    张江最初就被设计为“中国的硅谷、药谷”。1992年诞生的张江经过20年的砥砺奋发，2013年被《硅谷报告》列为“对硅谷构成竞争的园区”。
    统计显示，目前张江药谷的在研药物品种超过300个，其中创新药物超过150个。国家食药监总局每批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1个来自张江。
    “现在的创新都是高度国际化的，上海无疑是中国国际化人才最密集、流动最频繁的地方。”再鼎医药董事长杜莹说，上海医药产业链完整，有众多国际级医院、研究所和外企研究中心。
    “张江是‘国际范’，人才和产业都与国际接轨。”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杨晔说，一方面，张江聚集了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张江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达到133家。
    各大园区均有短板
    尽管成就斐然，但海淀、张江、南山仍有各自的短板。
    作为后起之秀，南山企业创新能力强、市场活力足的特点最鲜明，短板也最突出：没有知名大学，没有科研院所，创新后劲受到限制。
    “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今年5月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说，“华为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华为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不足。
    对于张江而言，园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远远不足，产业发展能级和水平与海淀中关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张江和海淀中关村的差距在哪里？杨晔作了一些比较和梳理：
    ——海淀中关村是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的“快创新”，产值爆发较快；张江则是“渐进式创新”，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周期长、投入高，短期内难以实现重大突破。
    ——张江主要通过通用、惠普、罗氏、诺华等外资研究中心，以“外生带动内生创新”，而海淀中关村“内生创新”的特点明显。
    ——海淀中关村“协同创新”能力强，但张江由于外资研发机构对核心技术和与本土企业技术合作控制较严，技术溢出效应较弱。
    ——在科技金融方面，海淀中关村坚持“市场主导型”，张江则是“政府推动型”，创新创业的活力激发不够。
    海淀中关村则是全能型选手，科研能力、产业化水平、金融支持等创新的各项指标都很出色。“硅谷原始创新多，我们追随式创新多。”清控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程方说，海淀中关村虽然也培育出一批代表性企业，但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与美国硅谷差距仍然很大
    统计数据显示，146个高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12%。“高新区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传统动力转换的创新引擎。”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翟立新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高新区已经从星星之火扩散到“燎原之势”，成为我国追赶美国硅谷的创新引擎。
    中国高新区与美国硅谷的差距在缩小，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甚至赶上。然而整体来看，两者距离很大。“在创新能力和创新实力上，至少几十年内我们还难以超越美国硅谷。”光峰光电创始人李屹说，很多底层和核心技术，比如操作系统、芯片等还是依赖美国。
    在专家看来，对标国际，中国创新区域仍然存在三大短板：
    ——理论创新和基础创新能力的差距。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说，世界上所有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都非常强。“基础研究的突破能真正改变人类命运，它相当于地基，如果没有厚实的地基，是盖不出高楼大厦的；即使勉强盖起来了，也一定是海市蜃楼。”
    “相比美国硅谷，我们首要的差距就是理论创新和基础创新能力。”任正非说，在高科技领域，理论创新和基础创新是土壤，技术创新是花朵。没有这些，就做不成大产业，中国的创新就没有未来，无法解决“从0到1”的突破。
    ——相比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相对滞后。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认为，这导致不少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就像一只雄鹰，被捆住了翅膀”，科技发展的体制藩篱亟待破除。
    刘若鹏，这位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的掌门人正在为高税负烦恼。光启物料成本低，产品的智力成本即技术人才的投入成本非常高，在现行规定下，无法作为增值税的抵扣项。“产业方兴未艾之时，流转税负过重限制了发展的脚步。”
    ——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精细化，影响和阻碍了企业壮大。曾经在印度工作过的3W咖啡总裁袁子文说：“如果创新环境不能让人放心，谁敢创新，模仿的成本是最低的。”
    “经过持续发力、不断创新，我们的高新区有希望补齐短板，向国际创新高地前进。”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翟立新说，未来，中国一定会形成多个科技创新中心，也可以说，将会形成多个“中国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