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近日公布的《2015年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共有约2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占比约为18%。
    “单独二孩”不足20%的申请比反映出事物两面性，其中较有利的一面是，大规模、集中性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未出现，我国人口演变趋势总体仍保持平稳态势，人口政策的适度调整符合稳妥、扎实、有序原则；较为不利的一面则是，生育意愿的事实性走低看来很难仅凭单一性的生育政策予以扭转，中国在未来可见时期很可能遭遇“未富先老”。
    事实胜于雄辩。在此之前，虽然早有大量研究表明，人口变化趋势往往带有巨大惯性，甚至暗含自强化机制。世界各国已有经验中，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水平，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就会变得极为困难。迄今所有已经步入这一“陷阱”的国家，尚无重新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先例。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因为中国的低生育率起码从其源头上起自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因素——计划生育，而此前学界对于“低生育率陷阱”的各种解释中，无论是由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实际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下代理想家庭规模缩小，还是由经济学出发的消费欲望提升导致育儿意愿降低，这些假说即便具备再高的合理性，终究建立在并非不可逆转的人类主观愿望基础上。
    在非自主生育条件下，对于中国真实生育意愿的讨论很难避免“鸡同鸭讲”的尴尬（因为对于计划生育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左右中国的生育水平，存在大量主观性的假设），而这种基本共识的阙如，又近于必然地导致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所有以人口变动趋势为基础信息的公共政策设计，往往失之于前瞻性、系统性、协调性不足。
    2014年启动的“单独二孩”政策如今实施已近两年，不升反降的出生人口不仅为后续更全面、更彻底的人口政策调整（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积累了经验，探明了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其反映出的更接近于自主生育条件下的真实生育意愿，为人口预测提供了坚实可信的演算依据。
    在“未富先老”很难避免的情况下，相关政策设计乃至整体发展战略都不应该停留在“狼来了”式的空喊阶段。中国当下急需依据事实变化，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及早展开涵盖计生、医疗、教育、社保、户籍以及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的战略调整。毕竟，中国此前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的增长动力即在于非常充裕的人口红利。
    因此，这就反过来说明，中国面对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动，无论转型的必要性还是艰巨性都是远超一般想象的。形势倒逼下中国实则已没有多少再等、再看、再试验的容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