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刚刚公布，我国实现了6.7%的GDP增速——这是我国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首次公布的GDP。因此，除了具体的数字本身，新的GDP核算方法也同样受到了关注。
    一种声音认为，由于GDP核算方法的主要改变是将研发支出计入，因此改变核算方法后的GDP会更加好看一些，但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做这种事，有避重就轻、“粉饰太平”之嫌。这种想法更多的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忧虑。的确，即便是作为调整核算方法后的结果，上半年6.7%的经济增速也并不好看。
    不过，正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所言，核算方法的调整对于GDP增速的影响十分有限——上半年GDP受核算方法调整影响的部分只有0.02个百分点，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核算方法的调整。此外，将研发支出列入GDP核算是国际惯例，符合2009年联合国颁布的GDP核算标准——《国民账户2008》，该标准目前被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纳。虽然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新力。因此，对于核算方法的调整还是要积极看待。
    应该看到，当下GDP不是不重要了，而是越来越重要了，调整GDP核算方法即反映了国家对GDP本身的重视。GDP崇拜在中国根深蒂固同时广受诟病，这种思维忽视了民生、忽视了贫富差距、忽视了环境污染的发展代价，因而有损社会公益，更违背了包括代际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然而，GDP绝非不重要，硬要打破GDP崇拜的惯性，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可能会对相对稳定的社会面、经济面造成过大冲击。尤其要考虑的是当下经济疲软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GDP不是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它关系到能否保证充分就业，能否平稳实现去杠杆、去产能。因此GDP指标的现实意义不容忽视。当然，这种解释是一种多虑，因为国家对于GDP的重视从未减退，调整核算方法也是一种重视的表现。
    从积极意义上讲，核算方法的改变不仅会使“经济画像”更为细致全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很显然，在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下，改变核算方法后科技投入将会受到重视，使得经济创新的活力被激发，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GDP导向的合理性。我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靠一线城市带动，例如，目前上海的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到GDP比重的3.6%，深圳是4.04%，北京则至少超过6%，而全国的平均水平在2.05%（2014年数据）。因此，一线城市在GDP核算方法改变中的受益最大，未来从中得到的发展动能也将是最大的，而创新基础薄弱的中小城市则在对比与竞争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发展压力最大。不过，总的来说，如果说GDP的核算方法改变能够有效地建立起一种科技创新的正向循环机制，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整体上将因此受益，而且，我们将时间尺度拉得越长，这种效果就越明显。
    然而，坏的一面是研发泡沫也可能被助长。毕竟研发是高门槛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如果研发投入对GDP的比拼有贡献，那么很难杜绝政府以行政指令增加研发投入的结果，这样就只是浪费了资源而虚增了GDP。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政府对基建的投入不同，研发上的投入增加并不会明显地带动就业，而充分的就业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比GDP的高增长更重要，好在当下研发投入在GDP的比重较低，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的政府战略的确激发了社会的创业、创新的热情，但泡沫也同时存在，因此研发还是要按需投入。
    总得来说，在没有更好经济指标之前，放弃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不会轻易改变，修订GDP的算法本身也显示了国际对此的重视。长期来看，这种遵照国际规则的修订对于经济发展、GDP增长是有正向意义的，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与发展经济的付出相比，改变GDP的核算方法轻而易举，对经济的影响也必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