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做大国企角度，宝钢和武钢的重组无疑是一件利好的事件。但从做强国企角度，则这种重组的成功恐怕需要一段时日，其中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做强重组后的宝钢和武钢至关重要，可谓是关键因素。
    第一，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董事会治理水平均不高。2015年，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董事会治理指数分别为48.19和54.15，在2514家样本上市公司中分别排在第1621位和第724位。如果重组过程中不是从能力、忠诚和独立性方面进行“换血式”的改革，则重组并不能让企业走向新生，更不可能把企业做强。从既有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看，实现董事会治理“换血式”的改革，其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如果没有突破，则重组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第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的提升。2015年，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分别为52.12和41.14，在2514家样本上市公司中分别排在第222位和第1857位。对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股东权益保护一定不能建立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上，各类投资者利益的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更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体现。从长期看，国企做强需要调动更多的中小投资者的支持。钢铁行业竞争激烈，市场集中度不高，这就使得调动中小投资者的资金力量更加重要。因此，重组过程中，如何加大力度提升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是做强企业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财务治理水平的提升。2015年，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财务治理指数分别为69.83和44.24，在2514家样本上市公司中分别排在第48位和第2138位。宝钢股份的财务治理尽管较好，但并非理想水平，而武钢股份的财务治理水平则非常低，财务治理包括财权配置、财务监督、财务控制和财务激励。财务激励的提升相对容易一些，而其他三个方面则需要一系列规则的完善。尤其是财权配置，目前两个公司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宝钢股份的财权配置指数为55.56，武钢股份的财权配置指数则只有44.44。无疑，重组过程中财务治理的提升将面临很多困难和阻力，因为各方利益主体的财权配置不是短期内能够协调好的。由于财务治理直接关系着财务风险，财权配置又处于核心位置，因此，重组中如不能协调好各利益主体的财权关系，则财务风险就有加大的可能。
    第四，企业家能力水平的提升。2014年，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企业家（CEO）能力指数分别为37.68和30.62，在2464家样本上市公司中分别排在第550位和第1500位。企业家能力如此之低，甚至称不上是企业家，很难适应重组过程中复杂的利益格局调整。当然，导致这种结果，不完全是企业家自身的原因。一方面，CEO不是董事会独立选聘的，而是政府委派的，没有人对选不好CEO承担独立责任，从而也就没有动力选择高能力、重信用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在现有约束和激励制度下，即使企业家有能力，也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宝钢和武钢重组中，如何让董事会独立选聘CEO，并对选错人承担独立责任；同时，对CEO充分授权和放权，同时也让CEO独立承担失误和错误的责任，是重组成败的重要因素。
    第五，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2014年，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分别为41.67和29.34，在2464家样本上市公司中分别排在第1250位和第2281位。受责任制度不完善的影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能不说就不说”的心理，这和英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存在的“能说就要说”的心理形成巨大反差，导致市场的透明度非常低。目前，中国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无法满足投资者（主要是中小投资者）理性投资和保护自身权益的要求，从而严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因此，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刻不容缓。公司不能仅仅满足于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还必须主动地、自愿地披露更多的信息。但是，这种信息披露无疑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通常，信息披露水平越低的公司，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越大，提升信息披露水平也就越难。目前，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的自愿性信息披露都处于很低水平，尤其是武钢，而重组中需要大幅度地提振投资者信心，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实现大幅度提升，绝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