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能把人限制住吗？答案是不能，因为这不符合客观规律。用计划经济残留下的制度来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腿，肯定是自讨苦吃。事实证明这个制度正在被“突破”。比如居住证、暂住证之类的过渡方案，已经在变相地绕过这个制度，给那些想留下来的人以暂时的安定。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局，结局一定是突破户籍制度，还公民以自由迁徙、工作、生活的自由。
    人口是随着经济机会流动的，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户籍限制没有办法阻止人口迁移，把居住、教育、权益与户籍挂钩，严厉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更是极不人道的做法。后果只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不平等，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让城市无法在和谐中发展。北京的许多用人单位因为无法提供户口，而让很多人才流失了，但是像招行等一些单位，为了留住人才，给去应聘的年轻人提供准户籍政策，即提供居住证，让那些想留下工作的人能够享受像有户籍一样的一切待遇，但是居住证毕竟不能完全替代户口，他们的后代上学落户会受到限制，因此未来是走是留是这些年轻人度过暂时的稳定状态后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无法安定下来，他们总觉得没有根基，飘忽不定。在这样的心态下工作、生活，当然不会有幸福感。
    怎么破这个户籍制度？其实很简单，把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平等地分配给其他城市，实现机会均等。当然没有绝对的平等，但是只要别把差距拉得太离谱就算是成功。不能好的城市像美国纽约，差的城市像非洲的刚果。那人们当然要往纽约跑。这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如果每一个中小城市都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阿姆斯特丹，既各具特色，又具备相同的教育、医疗、卫生条件，人们自由选择的机率就会加大。这就要求政府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让北京和保定，天津和枣庄，无论在哪里，人们能够享受同样好的学校，同样好的教师，同样好的医院，同样好的医疗水准。
    北京大学的刘怡教授曾经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就是先给一些地区以极大的优惠政策，让其优先发展，比如深圳等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当然那时基于中国没有那么多资源，让一部分地区、一部人先富起来，是国家的发展策略。这是效率大于公平的阶段。但这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是，造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就是纽约出现了，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跟进，也就是在公平的情况下兼顾效率，这样的不平衡就会越拉越大，也就是更多的刚果出现了。那肯定是大批人往纽约流动，而此时想通过任何行政手段制止人员流动都是无济于事的。后来引进的转移支付制度，大量的财政资金通过转移支付流向不发达地区。不能不说这一个很好的平衡机制，但是我们忽略了使用这个平衡机制的前提，就是各地区是财政分权制度，即一定要有相对独立的财政体系，集财权、事权、甚至立法权于一身的地方体系，忽略这个前提，转移支付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还会造成腐败，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像一些地区转移支付收入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以上，但并没有促进这些地区发展，反而滋长了等、靠、要意识。原因是这些地区没有自主支配这些钱的权力，打油钱不能买醋，钱是到了，没有花出去，或是花不到点上。因此解决地区不平衡的最好出路在于财政分权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实行集权制，就像一条大船中的各个船舱没有隔断，一个船舱进水，会一损俱损。财政分权制，就如同给船舱打了隔断，相对独立，一旦一个船舱进水，不会波及其他船舱，只要对那个进水船舱实行补救就可以了。
    这么一分析，原来户籍制解决的钥匙在财政分权制。说来有些远，但是有一定道理。分权会让地方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让转移支付这项平衡机制有效实施，钱到位了，各地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补上就是，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就会平衡，缩小城市间差距实际上是成为让人口不扎推的疏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