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为任正非对深圳房价的过快上涨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加上华为终端华南总部之前已经外迁东莞松山湖，导致“别让华为跑了”“别让富士康跑了”之类对于深圳高房价压迫之下产业外移和产业空心化的担忧甚嚣尘上。以华为和任正非的影响力，对深圳房价上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发表看法，是近年来对深圳在高房价下产业空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声音。
    其实这代表了一种社会焦虑，这种焦虑更多的是出自对高房价下城市发展与自身幸福的关切，是十分正常的，而这种“民意”的表达也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需的和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是城市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资源聚集和流动的过程，也是在市场推动下各种力量不断再平衡的过程，有进有出，不断调整，才能让城市保持持续发展的活力。而让城市保持活力的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其核心就是要素价格因应市场供求发生的不断调整，房价只不过是要素之一罢了，大可不必将对城市发展的关注只聚焦在房价上，否则就有先来者的矫情之嫌了。
    就中国的一线城市而言，实际上深圳是最不依赖房地产业的城市，也是市场化最为彻底的城市。“不相信眼泪”的深圳最为彻底的市场化推动了创新环境的形成和简洁、高效的政府管理，催生了华为、腾讯、平安集团、招商银行、大疆、华大基因等最具市场化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的诞生，推动了最为活跃的服务于创新创业的金融环境的形成，聚集了中国最多的上市公司、新三板企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化的创新环境让遵循适者生存的企业发展壮大，让不断提高自己、适应竞争的人们走向成功，通过不断对城市参与者进行更新和重组来让城市的发展充满活力，这才是深圳未来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所在。
    房价是各种市场因素和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同样的宏观政策与行业政策之下，房价是资源和人口聚集能力以及城市发展前景的体现。市场环境下，高房价意味着城市的人才聚集能力和资源聚集能力，是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体现，一个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的城市，其房价是涨不起来。高房价在推动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同时，也在用价格这只无形之手调节着资源配置，推动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带来更加具有高技能和知识、经验积累等人力资本的人口的流入，也是城市发展和保持城市活力的必要条件。一个产业停滞、人口数量和质量都缺乏发展和提升的城市注定是一个缺乏未来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房价不会涨，但这样的城市，寻求发展与成功的人还会来吗？
    人的幸福是个体的主观评判，在解决必要的生存条件的基础上，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幸福的生活方式，选择工作，选择邻居，选择居住的环境，选择买房还是租房，而不是取决于是否买房。与其焦虑房价的上升，不如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而不是希望政府以破坏市场机制和市场环境的方式来控制房价。市场机制和市场环境的破坏，必然带来对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内在机理与动力的破坏，进而带来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破坏，最终让每个个体也难以更好地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影响到自己可以分享的社会资本的提升。居住于城市，就身处竞争之中，安全感需要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来解决，需要依靠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来兜底，或者通过迁居来寻找自己的乐土，而不是以极端民主的思维来拒绝变化和抵制发展。香港近年来的发展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殷鉴，而匹兹堡煤钢时代的城市辉煌通过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又获得了新生正好可以作为真切的对比。
    资源聚集带来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而产业发展和升级又推动了城市发展和资源、人口的聚集。正如房价从来不是幸福感的唯一决定因素一样，成本也从来不是产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升级能力，更多地依赖于高端资源的获取和人的创造力。城市发展带来的高端资源和高端人才的聚集越来越成为产业发展与升级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一些企业发展壮大以后迁都大城市乃至一线城市的真正原因。但这并不妨碍将产业链中对成本敏感的部分迁移至成本较低的地区，形成产业链的区域分工，推动中心城市的产业高端化。产业高端化和可持续发展更加需要高端人才与高端资源，需要更好的创新环境，而产业高端化与人才、资源的高端化以及更好地创新环境互为因果，甚至与房价正相关。
    近日，华为正式对因房价上涨而迁出深圳的误传进行了澄清，表示华为产业布局是基于产业链分工和新兴业务布局的需要，而不会将研发、营销和管理总部迁出深圳。高房价本来就是城市发展能力与发展未来的溢价，高度依赖人才和创新环境而发展的华为不会跑。
    不但快速发展的华为不会跑，那些成功的企业为寻求进一步的发展，还会将总部和产业链的高端不断迁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