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支持民间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与各项政策文件更是不胜枚举。引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各地政府已推出7835个PPP项目，总投资额约8.8万亿元，然而上述PPP项目落地率仅约为21.7%，大部分PPP项目还在前期准备中，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少是一个难点。
    为何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入，另一方面却是民间投资热情较低？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在笔者看来，最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大部分项目的预期收益情况不佳，民间投资项目选择十分谨慎。从整体基本面来看，3月经济反弹并未持续，4月中国经济数据大部分不及预期，显示当前经济仍然保持疲软态势。
    二是尽管政府积极推动PPP项目，但民间投资态度冷淡，其中项目的盈利情况、长期资金来源等也是社会资本担忧的问题。从PPP项目而言，由于PPP项目大多涉及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大多带有公益性质，现金流估算往往面临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
    三是体制性因素让民间投资担忧更大。大力推广PPP模式，从政府角度看有拓展融资渠道、缓解债务风险的内在考虑，但如果只是政府单方面的好处，无法真正做到与企业利益共享，则很难获得社会资金的青睐。此外，政策连续性也存在不确定性，一般而言，PPP项目时间跨度长，部门变动是否会保持政策连续性是社会资本的隐忧。
    在笔者看来，若想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着手，将国企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改革落到实处。
    具体来看，第一，致力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PPP模式是当前财税改革推进下，开拓融资渠道、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保证基建投资项目顺利推进的新模式，但若仅立足于此，恐怕也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难有所作为。做到政府与企业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既通过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型，改变政府以往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角色错位，才有可能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
    第二，加快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当前诸多基建投资涉及到公共服务，而目前诸多公共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尚未理顺，也对项目收益成本核算造成一定困扰，这意味着未来加速公共产品定价市场化势在必行。例如，医疗领域，药品政府定价应该进一步取消；水电煤气价格方面，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全面实行居民阶梯价格制度等等。与此同时，还需配合以完善税制、统一监管、打破准入等配套措施，通过政策组合拳推动公共产品价格市场化。
    第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相比于国外普遍意义上的PPP（即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中国的PPP定义为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企业部门其实包括大量的国有企业。在此形势下，如果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地位不对等，民间资本热情较低不难理解。此外，如果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状无法改变，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经营，风险剥离也只是美好的想象，即便债务从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也会转嫁到国有企业部门，亦为变相的政府债务。
    第四，金融改革协调推进。目前受金融监管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上更多的是流动性、收益性、灵活性都较好的短期金融工具，从而吸引长期资金参与到短期融资中。可以看到，当前银行信贷资金大多集中在3-5年，超过10年以上的长期贷款占比有限，而这与PPP项目的资金需求存在差异。此外，当前社会融资成本高，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国内资金期限错配。从这一角度而言，加大金融市场改革，发展债券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长期金融工具，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都有助于解决PPP项目期限错配的问题。
    总之，在当前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阶段，一方面要重视稳增长政策的循序渐进，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加快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在民间资本面临挤出效应时，若想让民间资本重燃热情，还需在政府职能转变、价格改革、国企改革与金融改革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和支持，毕竟只有协调推进改革才能实现提高民间资本投资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