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不仅有一条横向的跨国商路——丝绸之路，还有一条纵向的跨国商路——中俄万里茶路。
    “万里茶路”起点为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穿越蒙古国，最终抵达俄罗斯，绵延万里之遥。如此长途的贸易之路，即便是在今天都令人感到震撼。
    在绵延万里的茶叶之路上，种茶的茶农、采茶的少女、勤劳的茶具工匠、精明的商人、管理市场的官员都在忙碌着，从福建到俄罗斯，茶路沿线的镖局、马队、驼帮、客栈、饭庄这些为中俄跨国贸易服务的产业也在忙碌着，所有人都怀揣着因国际贸易而致富的梦想。
    前所未见的繁荣在茶叶输送之路上，随着茶叶商人的足迹延伸万里，而晋商是这条茶路的主导者，也是财富神话的缔造者。万里茶路不仅催生了繁荣，还巩固了《尼布楚条约》之后的和平局面。而中俄之间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为山西人开展对俄罗斯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尼布楚条约》开启了中俄两国和平贸易的序幕，雍正年间的《恰克图条约》正式开辟中俄互市，山西商人对俄贸易逐年扩大。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进驻买卖城与俄商贸易的山西商人已经达到140多家。
    茶叶文化从中国南方一路延伸到俄罗斯，俄罗斯的贵族、商人、小市民渐渐地都爱上了来自中国的饮料——茶，饮茶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到清咸丰初年，晋商在恰克图卖出的茶叶总额达到600万卢布以上，茶叶一项占中国所有输出恰克图商品的98%，从17世纪到19世纪，晋商与俄商主要交易的重点就放在茶叶贸易上。
    中俄万里茶路由晋商开辟，之后晋商独占该市场将近两个世纪，19世纪中叶之前，绵延数万里的茶叶之路一直是由晋商主导。
    清朝人何秋涛《朔方备乘》中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当时的人们还把晋商称为“西客”，时人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
    晋商的勤俭创造了商业上的辉煌，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茶路运输贯穿三国，在国内经过八省，山西茶商把能够运用的交通工具用到了极致。遇到水路，就雇船装载；遇到旱路，就靠牛、马、骆驼运输。夏秋两季以牛马为主，据当时资料记载，从张家口到库伦，马队行进40天以上，牛车需要60天；冬春两季运输就要靠骆驼，大约35天抵达库伦，之后渡河到恰克图。茶叶贸易繁盛期间，茶路上驼队繁多，一匹匹的骆驼，一个个的商队形成非常壮观的景象。
    茶路经济带惠泽八方万里茶路不仅仅使山西、恰克图两地受惠，事实上，凡晋商走过之处，都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形成了多个茶路经济带。晋商走到哪里，就把财富效应带到哪里。茶叶集散地和运输枢纽中心，都成为繁华富庶之地。很多晋商都与其他省、市的商人长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晋商与这些合作伙伴互惠互利，结成经济联盟。例如榆次常氏茶商，就与福建邹氏的景隆号茶商长期合作，先从下梅收购茶叶，运到县城，再使用马车运输到江西河口登船，再一路向北，经过归化、库仑，到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卖给前来采购的俄罗斯商人。
    在这一路上，晋商通过频繁的商业行为，把原先被地理条件阻隔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为当时很少联系的世界构建了一个交流的体系。使人们不再因为山遥路远而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惧，曾经闭塞的人们因为茶路经过，而了解了遥远地方传来的信息。茶路的起点——福建武夷山的茶叶经由晋商带到俄罗斯，使武夷山闻名国际；茶路的终点——俄罗斯的恰克图，从普通的要塞发展为当时的大城市；茶路途经的下梅、归化、库伦等地无不成为熙来攘往的集贸中心。晋商所经之地，商业、金融、物流无不繁荣。在产茶地，茶农们对晋商翘首以待；在俄罗斯，从沙皇到贵族，再到平民，都兴起饮茶之风。
    这条连接两国的贸易通道，促进了当时的国际间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还推动了沿线城市带的兴起与发展。
    然而经商的道路，尤其是异国他乡的经商之路分外崎岖坎坷，清朝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离开了家乡的山西人，行走在外最好的“名片”就是晋商的诚信之风。在这条茶路上，晋商不仅向国外输出了茶叶，也输出了中华文明的光辉。在这一路上，山西人把自己的商业价值观也传播到了海外，“以诚取信、以仁取利”的信条随着山西商人的足迹被带到遥远的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