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季度，我国实现了经济发展、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较好开局，但面临的一系数列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么，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到底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怎么破解这些难题？
    对此，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他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因而更需要加强供给管理。“没有创新很难有结构调整”
    “结构问题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是变革的函数，产业结构规定着经济发展的质和量的边界。”李义平告诉记者。
    李义平说，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特点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遍地开花的基础建设项目，各地普遍推崇的房地产业等为主打产业。尖端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不足。
    那么，为什么能够形成低层次的产能过剩，而且几乎固化呢？在李义平看来，低层次的产能过剩既是我们既有发展模式的产物，更是体制、机制缺少“吐故纳新”的活力使然。当国际经济形势向好的时候，低层次的产能过剩通常会被掩盖，世界经济一旦进入周期性的调整，低层次产能过剩的问题立即显现。
    另外，与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不无关系。李义平说，一方面，地方政府更多追求以GDP为主要考核内容的政绩工程。另一方面，则对需要长期下工夫的实体经济，制造业等提升我国经济实力的产业关注不够。第三，产能过剩是长期积累的，与时不时地、情不自禁地刺激不无关系。第四，是缺少过剩产能的退出机制。
    “充满活力的机制可以在产能过剩初见端倪的时候予以消化，不至于酿成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李义平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创新与结构调整是同等的，没有创新就很难有结构调整和提升。
供给管理改革重点要有制度配套
    鉴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结构问题，创新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对此，李义平认为，国家选择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正确的。然而供给管理必须有适合供给管理的制度安排，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革的问题。
    如何从制度上完善？李仁平认为，首先，必须明确供给管理所讲的供给是企业的供给。真正的企业的供给遵循效益原则，遵循投入产出的原则。“如果我们在以后的改革中，不能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那就很难有供给管理意义上的供给。”李义平说。
    其次，特别应当研究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的问题。李义平说，地方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已有市场经济国家提供的案例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职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这样的架构有利于粗放型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容易直接干预经济，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只要是上级文件强调的产业发展的方向，都可能一哄而上，即便是新兴产业，也可能处于该产业的低端而产能过剩。
    因此，李义平认为，应当让地方政府角色回归市场经济的基本角色，总的原则是提供基本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行供给管理，地方政府要做的是：尽可能减轻企业负担，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防止环境污染。
    另外，李义平还表示，中央政府应当切实转变职能，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减少审批，破除垄断，精兵简政，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设置政府机构，规范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要在培育完善的市场机制上下工夫，为破产、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创造制度性条件，使之成为日常的正常性的行为，以有效配置资源。人们可以发现，创新最多的地方，通常是政府管的少，市场体制规范的地方，世界如此，中国如此。
    李义平强调，要改变思维方式，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要尽可能低少调控，让市场体制经济规律自身起作用。政府各部门要恪守其基本职能，例如中央银行应当在币值稳定上下功夫，而不是热衷于频繁变动的货币政策。政府指导经济的文件应当规范，简约、稳定、易于执行，更多的作用于体制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像供给学派强调的那样，切实减税、费，切实减轻企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创新需要制度保障和支持
    “创新是当务之急，然而创新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号召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结果，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李义平说，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主体是企业。这源自于市场经济下创新的特点，即创新的回报性和风险性。创新包括技术上的风险和市场上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创新状况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参与制度，取决于商业氛围。商业氛围的浓厚，不仅会使创新的参与者绝对人数会增加，而且会提高创新的成功率。“政府要做的是创造浓厚的商业氛围，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
    除此之外，李义平还认为，当前调整产业结构，清理过剩产能，可以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但总体方向还是要建立起健全的、本身具有自我强调调节功能的、充满活力的体制。最少宏观调控的体制是最健康的体制。“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和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