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国人爱犯的毛病。如今，竟然连人口生育这样的国家根本大政，看来也难免被感染这个毛病了。
    据报道，日前，黑龙江省出台了新政策，允许除少数民族和特殊家庭之外，边境城市人口也可以生育三胎。
    最初，笔者还以为看花了眼，错将二胎看成三胎；等确认没看错后，还以为是报道有误，但反复核对，都是这样说的。
    之所以怀疑，因为全国二胎新政刚刚放开，一年工夫都还不到，黑龙江怎么就可以一步三跳？怎么能一口气连吃几个包子？谁都知道，全国从一胎到二胎，中间经历过的残酷煎熬长达38年，如今黑龙江从二到三的跳跃，竟然不到一年。实在意料不到。能这样吗？
    打个比喻，如同一个绝食数日已经奄奄一息的人，本应当先用稀粥慢慢挽救，等肠胃功能恢复启动以后，然后再逐步增加营养，但“热心”的人立即用大鱼大肉的盛宴来款待他，这是为他好吗？这叫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当全国各地都在从一胎高压下缓缓放气的时候，黑龙江不是慢撒气，而是全撒手。这会产生剧烈的音爆。
    黑龙江这样做，是否妥当姑且按下不表。要命的是搞特殊化，对全国人民不公平。
    想想看，38年来，为了推行一胎政策，全国有多少个家庭上演了人间惨剧，多少个即将呱呱落地的胎儿被强行引产，多少个家庭因超生被罚款、开除公职、撤消或降低职务，甚至引发危害全国的暴力刑事犯罪，等等。我们说这些，当然不是要否认一胎政策的必要性，而是说，这样沉重的代价，是由全国人民共同承担的。几乎可以说是人人有份。你个人也许没碰上，但你家人里，不可能都能在长达38年的时间段内侥幸躲开。所以说代价是由全国人民共同付出的。
    而如今，国家调整国策，实行二胎政策，也只是允许二胎，而不是三胎多胎，并不是需要和鼓励多生。中国还没有富到这个程度；实行二胎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均资源增加了，并不意味着一胎政策依据的国情基础消失了；事实是，一胎政策的国情基础没有消失，中国的人均资源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二胎政策是利害权衡后的选择，有得就有失。在得到多子的天伦之乐的同时，却要付出个人和社会双重负担都要加重的代价。城市房价将会更高，地铁、公交、旅游景区将会更拥挤，医院尤其是名医将更难挂号，建设用地征迁将会更难，休憩绿地面积将难以增加，等等。
    于是，我们可以说，生育权的实质，其实就是一项稀有的资源享受权。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人想生多少就可以生多少，任何人都没有超过别人多生的特权。你享受特权了，就等于挤占了别人的权利。除非你黑龙江能证明当年一胎政策时，你付出的代价比全国人民平均水平高。
    个人不能搞特殊化，区域同样不能。中国不是美国，不是联邦组合体，而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体，除了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之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享受超越其他地区的权利。相反，如果在类似生育国策这样的大问题上任由地方擅发政令，就会产生区域间利益不统一的裂隙。
    黑龙江之所以能够特立独行、吃偏食独食，似乎与国家赋予地方的立法权限过宽有关。因为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似乎不是违规，似乎有依据。
    但从二胎到三胎的跳跃，这样的本质变化，会是“具体办法”那样简单吗？这符合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本意吗？全国人大常委会该鉴定鉴定。
    黑龙江之所以对高生育率情有独钟，可能与二胎政策开闸后冒出的“人口红利”理论有关。所谓的“人口红利”，实质上是指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获得国际低端产业分工的机遇，这样的机遇如今的确正在逐步消退。因为目前劳动者工资成本正在逐步提高。如果我们追求劳动者工资待遇提高、追求共同富裕的话，就不能对所谓的“人口红利”恋恋不舍。否则产业结构怎样“转型升级”？
    固然，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经济相对落伍，但也不能以“人口红利”来追赶。全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个别地方人口生育多，并不等于一定能留住劳动力资源，与发展边境城市的经济更没有必然关系。发展边境城市的经济，最直接的途径应该是让其对人口、资金和技术等资源要素产生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