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等两部委下发通知称，目前部分地方出现了营业税、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等收入非正常增长，这其中既有经济企稳、房地产业回升等原因，也有搞运动式回溯性清税，甚至弄虚作假收“过头税”等因素。
    收“过头税”，是税收工作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支出需要，也为了和实力相近的地区攀比，经常会发生收“过头税”的现象，甚至有的年年都会发生。收“过头税”，不仅会加重企业负担，也会增加企业的资金调度压力，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收“过头税”现象严重时，还会迫使企业采取做假账等方式，偷逃税收，影响税收的正常秩序。
    中央下决心推行营改增，除了财税体制改革的需要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进一步理顺企业与政府、与员工的收入分配关系，让企业有更多的积累，让员工获得更多的收入。也只有企业和员工的积累与收入多了，经济的活力才会增强，市场供需不协调的矛盾才能解决。因此，营改增很大程度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
    很显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很重、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任何一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都必须确保不折不扣地执行，而不能因为各种不规范行为的发生影响这些举措的效果，影响这些举措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
    可以想象，面对营改增政策即将于5月1日全面推开，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也将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作出相应调整。为了能够在新的政策全面实施时居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也为了保证全年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一些地方也就再次动起了收“过头税”的念头。一方面，把营业税收干、收净、收透，不留一点儿可供营改增后可使用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收“过头税”做大营业税基数，以便于营改增后能够在分配基数方面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更多的分成收入。这种手段，在推行分税制时已被地方广泛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财政收入实行包干制的情况下推出的。而包干制下的财政收入，地方普遍采取了藏富于民的策略，几乎所有企业都税收征收严重不足。因此，即便收“过头税”，在欠税很多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竭泽而渔的现象，留给企业的仍然多于上交国家的。而且，当时经济仍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供不应求。也就是说，只要生产得出来，市场就有需求，企业不需要担心销售的问题。更何况，当时的其他负担，特别是融资成本都比较低，运营效益相对较好。
    而随着各种欠税被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逐步消化，市场供求关系逐步平衡，企业运行成本不断增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不断上升，税收负担也就变得越来越敏感。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企业的承受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如果再不加大财税改革力度，减轻企业负担，很多企业就将面临关闭、破产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采取各种减税减负措施。与一般的减税减负措施相比，营改增无疑是最具有体制效力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减税减负，都是阶段性、暂时性的，而是长期的、永久的。如果因为眼前利益需要，而人为地加重企业的税收负担，收“过头税”，无疑会使政策的作用与效力受到影响，使企业对营改增的信任度降低。
    也正因为如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收“过头税”、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现象，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决不允许地方政府为了一时之需，损害营改增的效率，增加企业负担。对出现的收“过头税”、寅吃卯粮问题，不仅要纠正，将多收的税收退还给企业，还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公开向企业承认错误，并公开承诺不再发生类似问题。要知道，按照目前的经济形势，企业急需要降低负担，并通过负担的降低尽快走出困境。虽然营改增可能会使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暂时的，是能够通过经济的发展加倍得到补偿的。相反，如果因为一时所需，加重企业负担，使企业难以走出困境，其失去的将远大于得到的。这个道理，应当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