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尤其是处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期的背景下，在当前反腐、防腐、治腐机制化、常态化、固定化的条件下，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我国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对企业要“亲”：关系至亲，服务尽心；与企业的关系要“清”：清清白白相处，坦坦荡荡处世。这应该是在处理政商关系中，各级政府官员的原则与准则。那么，对于广大企业家们，如何寻求政府的帮助、依托政策的支持、贴近政府的战略，寻求最大化的政策、政府、政治资源的支持，也就是如何处理好新型的政商关系呢？笔者认为，企业不仅要尊重“想法要合理、行为要合法、做法要合情”的基本原则，还要做好“为政府添彩、替政府解忧、与政府共赢”的发展效果。如此，就能真正做好与政府间的“互动”，也就是处理好了新型政商关系。具体来讲，企业家要处理好政商关系，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处理好新型政商关系要“立高位”。从现实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也是布局新战略、谋求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广大企业家在谋划发展、业务布局方面，应该站在政治高度去思考，全局高度去谋划，战略高度去定位，前瞻高度去布局，创新高度去规划。聚焦政府重点发展方向与战略发展重点领域或重点工程，就能抢占政策支持的“头班车”，也会坐上产业发展的“头等舱”，也必定成为获取国家政府的关注与重视的“头把交椅”。
    第二，处理好新型政商关系要学会“攀高亲”。近一个时期，国家为治理权力寻租，取缔了一大批依托国家部委开展各种项目咨询、规划审批的“外戚式机构”，并进一步把项目评审、课题承担、标准制定等业务管理大力向市场化方向改革，也就是说，未来以市场化为主体的各种协会、商会、联盟将成为国家政府重点课题、项目、政策、资金等的重要承接平台与载体。因此，各地企业应采取搭建高端平台、融入现有高端机构、开展合作高端组织、借助高端资源等等方式，积极通过自身创建与攀附“高亲”的形式，做好承接国家政府政策“惠泽”的平台。比如，创建产业高端联盟，加入国家级协会组织等方式，不仅可以解决自身“孤军奋战”“势单力薄”的发展制约，也可通过搭建承接政策载体，拉近政商关系。
    第三，处理好政商关系要善于“引高人”。何为高人？技术权威曰高人，产业专家曰高人，管理专家曰高人，政策研究专家也曰高人，战略规划咨询专家亦曰高人。对于广大企业来说，要想抢先获得国家政府的支持，也就是抢占产业的发展先机，最大限度的利用对接好“政势力量”，必须在行业内占据“领导”或“领袖”地位，如技术处于创新领先，如创新模式处于市场先导，如管理水平与经验可全局推广学习，如发展速度与规模处于行业“老大”地位等等，必定会获取国家政府的青睐和“亲密接触”。而“引高人”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比如融入式合作、借势外部合作、聘请顾问等等方式。
    第四，处理好政商关系要长于“用高招”。随着国家政府治理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惩治钱权交易等非正常的政商关系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与市场之间、政策与企业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清晰、分明。因此，如何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方安全平台”，并实现政商需求与资源的“绿色化转换”，是处理好新形势下良好政商关系的关键。除上面提到的搭建高级政商协会联盟平台，借助高端“第三者”平台以外，还可以采取积极承担国家产业课题、重大攻关专项、联合高端研究机构开展全局性研究等方式，表面上为国家政府研究项目贡献了力量，承担了社会责任，实则上则通过这种形式达到了了解国家政策、对接国家战略、创新企业发展的目的，也把企业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诉求有效地传递到政府部门，达到影响政府、获取支持的效果。
    第五，处理好政商关系要重点“谋高效”。健康的政商关系要遵循“添彩、共荣、共赢”的原则，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企业寻求快速的发展，通过占据产业技术高地（创建技术研发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抢占产业发展高地（形成产业发展集群或园区、成为产业龙头或领袖企业等）、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高地（安置职工就业、贡献财政税收、奉献优质产品、建设良好文化等）等多种形式，使企业不仅具有生产优质产品、生产利润、贡献税收的“企业功能”，还具有安置就业、培育人才、贡献社会的“社会功能”。如此，必定获得各级政府的肯定与官员的重视，建立良好健康绿色的政商关系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当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些政府官员放松了自身道德观、价值观和从政观的修养，忽视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改造，沦落为金钱利益的“公仆”、钱权交易的“奴隶”。社会主义的政府是以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官员是社会发展的“服务员”，而不应该成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也不应该是出卖权力换取利益的“商人”，而广大企业更应该正确认识政商关系的本质和原则，运用好以上“定高位”“攀高亲”“引高人”“用高招”“谋高效”的“五大黄金发展法则”，构建“绿色化”的政商关系，才能保证自身企业安全、健康、快速的发展。
    （作者系东北亚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