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换，呈现出以速度、结构、动力转变为特征的“新常态”。从国际上看，面对中国经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中国经济“断档失速、增长极限”的“唱衰中国”论调不绝于耳；而在国内，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式的判断，盲目乐观者有之，附和国际唱衰之声者有之，迷茫无措者亦有之。当前，中国面临着制定第十三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时期，必须准确判断当前阶段发展形势，纠正目前出现的种种认识误区。
    结合我国国情来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增速回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前，各级政府决策者及社会各界应该对经济整体境况进行理性分析，准确判断，同时善于把握形势，立足实际，科学应对，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创新认识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
    我国的发展方式急需转型。“摸着石头过河”曾给了我们巨大的实践勇气，而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强大，我们进入了“战略先行”的时代，必须依据全球变革形势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有明确的思想引领，探索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然后才可能确定相对准确的顶层设计，形成中国式体制改革发展需要的新模式。
    社会发展急需转型。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各种思想价值观并存于转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信仰遭遇了激烈挑战，社会在向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凸显，公平与平等问题更需引起重视；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权利意识薄弱，社会法治建设与民主权力有待加强，应重点对民主选举、监督、决策权力进行强化与合理分配，开发民智，听取民言，汇集民力，便于层级、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意愿表达。
    经济增长急需转型。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决定了短期经济增长率，传统“三驾马车”的失灵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于中长期供给。因此，国家开始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培育以“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全球配置资源”为特征的新经济。对于传统产业，则应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把握金融市场发展进度与尺度；从刺激内需的源头入手，形成消费品的有效供给。
    区域发展急需转型。由于自然资源、历史地位及国家政策等原因，我国区域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经济特色不明显、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也构成国家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必须要以全新的高度与更广的视野看待区域发展，从全球化发展趋势与国家整体战略出发，打破资源、要素配置的区域限制，整合重组区域资源，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独有资源打造优势产业，同时有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营造良好的体制机制软环境。
    产业发展急需转型。由于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互联网+”“创新驱动”概念的出现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创新的活力，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需要重新构建顺应时代的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价值链，聚集、整合不同产业、领域、地区的资源，实现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举国产业链”发展模式。
    准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
    战略把握“大时代”。要放开眼界，打开思路，树立宏观性、整体性、创新性思维，不受既定思维、模式、经验的限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领域，以平台运营思路，聚集市场主体、生产要素，设计“大战略”，从整体上布置“大格局”，着眼于整体方向、链条、系统，进行“大运作”，发挥集聚效应，完成地域、产业、资源“大融合”，在发展战略、管理模式、技术研发等方面实现具有重大、深远影响力的“大创新”。
    创新把握“新时代”。在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在“万众创新”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创新意识已发展新经济的原始动力，要充分研究符合中国历史进程与未来发展的新理论，以此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依据，探索新模式、设计新战略、助推新产业、创造新业态，从而改造传统动能，支撑新经济发展。
    灵活把握“快时代”。信息化时代，万事万物互联互通，瞬息万变，要求我们必须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与快速反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进行快决策、快布局、快行动、快嬗变，做到未雨绸缪，行稳致远，做到在危机面前做好充分准备，自如应对，在机遇面前拥有足够的实力积累，实现快速发展。
    深度把握“高时代”。产品、技术、人才的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以质取胜，符合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应以高技术带动高效率，生产高性能、高质量、高价值的产品，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的转变，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与竞争力。
    重点把握“融时代”。在顶层设计上，国家提出了军民融合、产业融合等融合式发展战略，在具体操作中，融合思维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如加强五位一体发展融合、国内外市场融合、城乡区域发展融合，以强化发展资源的流动性，促进共同发展，使国家软实力、硬实力同步提升。
    精准实施当前发展阶段新对策
    2016年，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并非易事。必须在提升发展效率，优化发展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同时，有效纾解现存的矛盾、隐患，妥善解决发展效率低下、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
    经济转型是关键。经济转型既是一个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创新和机制再造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我们应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选择合适的转型模式，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面对国际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我国迫切需要通过构建产业新体系塑造竞争新优势，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尽可能扩大战略利益。
    产业转型是支撑。在产业结构层面，应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调整。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作为切入点，高度重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放松市场准入限制，在市场性整合中扩大企业规模，推进产权多元化，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发展；地区结构层面，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调整，统筹发展应考虑全国地区情况，明确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功能定位，有利于空间上相对均衡分布和协调发展。在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与动力。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内需，由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出台优惠政策激励创新创业，进一步简政放权，充分开发民智民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协调发展是保障。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转型发展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我们既要关注经济发展成效，夯实经济基础，也要关注社会公平、价值信仰、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补齐短板，在更多领域取得发展成果，并解决好成果互惠共享问题。此外，要赋予人民更多的民主权力、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国民素质与幸福感，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综合实力。
    在新形势下，把握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现代化规律和世界发展潮流，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五位一体协同发展治理局面的需求日益迫切。我们必须在理解新形势的条件下解决新问题，在明确新需求的基础上创造新价值，在认识新变化的同时抓住新机遇，从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长远发展，从而顺应人民期望、保持党和国家生机与活力，为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提供保障与支撑。
    （作者系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