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房地产继续肆虐中国经济。2015年底，化解房地产库存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同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五大任务之列，足见问题之严重程度。
    房地产“去库存”成了所有“库存”最大体量也是最难消化的硬骨头。随之而来的地产新政陆续出台，央行、住建部、财政部上调公积金存款利率、土地、税费、融资、户籍等相关政策纷纷落地，各地去库存相关政策也应时应势而出。只是去库存的墨迹未干，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涨上天的房价以用“脚”投票的方式给了市场以重重的嘲讽，有种“老虎抓猴子，有劲使不上”的感觉。上海、深圳、南京和武汉都出台了新的限购限贷措施，北京虽然暂时还没有出台，但一致行动的预期已经指日可待。对于本次各地又一轮大规模出台的史上“最强”限购措施以及所带来的政策激励不相容问题反映了房地产市场决策者对于房地产业的态度一直游离于“支柱”和“毒瘤”的两难之中，缺乏稳定的政策预期。
    毋庸讳言，近30年房地产的发展，房地产对于解决国人的居住问题功不可没，城镇居民7.7亿人口已经达到了人均34平方米的世界中高收入居住水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数据，目前我国国家总资产已经达到691.3万亿元，而城镇居民房地产按照当下市场价格计算，其城镇居民房地产价值已在300万亿以上，还不算农村房地产价值。差不多有一半的国家总资产被绑定在了房地产上，这没有理由不让我们倒吸一口凉气。
    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一线城市30倍以上的租售比和20倍左右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无需更多解释。房地产问题，站在国家层面看待，从眼前来看是所谓GDP的含金量问题，从长远来看则关系到国家竞争力的大问题。说到底，在发展房地产问题上，我们有意无意在发展房地产业的宗旨上肆意放大了这一产业的金融功能和利益而淡化了本该具有的民生基本功能，所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房地产市场消费功能弱化、投资效果增强、投机气氛疯狂。
    在这方面，德国堪称完美。在过去三十年间，德国房价平均上涨了60%，但是个人收入却增长了3倍，而同期美国的房价增长了两倍。德国房地产被定位为消费市场，而非投资市场，更不是投机市场。一句话，就是房子是用来居住，而不是用来作为投资的。为了保持这一定位，据说德国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挥舞起了高额税收、尊重私有产权、鼓励租房和支持自建住房等多个玻璃罩有意封住这只“潘多拉魔盒”。可想而知，安居才能乐业，德国政府不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而是作为社会福利机制的关键一环。房地产行业有着十分强烈的“挤出效应”。德国人有充足的精力来安心专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包括资源能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生产资料利用效率和价值的提高、生产工具的创新和产品的创新、销售流通渠道的高效运转等。
    在房地产发展大是大非问题上，政府有形之手不能缺位。以下方面值得重新思考。
    一是回归房地产市场的消费属性。房地产业直接关系人的生存和生活，属于民生范畴，不能以市场来排挤民生。人们生存和生活的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中，“住”是之一。安居和乐业是社会和谐的两大前提，也是现阶段突出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即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很少将房地产业作为纯粹的经济产业来对待，而是将其与社会民生和社会福利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是房地产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背书工具。由于在定位上就已经把房地产的消费与投资双重属性并重看待，所以我国的M2、新增贷款、利率等货币要素与房地产市场量价变化息息相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房价与人民币的“锚”效应十分明显。房地产成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背书工具，房价岂有不涨之理？人民币价值篮里面房价占比降低之日，才是国民幸福到来之时。
    三是必须对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房地产发展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息息相关。由于特大型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引，政治、经济、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高度集聚，成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房价涨上天的重要推手。尽管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生活成本高企、社会管理成本增大、文化观念冲突日益加剧一系列“城市病”愈加严重，但其产生的金融预期效应大大抵消痛苦成本，也成为这些城市高房价居高不下的心理维系。当下城市发展困扰，只有用城市群发展战略才能破解愈演愈烈的特大城市“综合症”。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