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单列一章描述“一带一路”，该章第一节就特别提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基础、各类基金引导、企业和机构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如何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的基础上实现“资金融通”，成为企业家和金融界人士关注的焦点，该议题也在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与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日前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境外中资企业年会上得到充分反映。
    并购成为“走出去”重头戏
    “我们要在2020年实现小康，没有国外的资源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会长、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如是说。
    “中国经济需要企业，中央也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大力支持所有企业发展。”郑跃文说：“虽然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大批向外转移，但从长远看，技术的提升则更为重要，如并购一些拥有好的技术、品牌和市场的企业。”
    在郑跃文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资金中，约60%是通过并购进行的，且并购成功率接近50%，远高于20%的全球平均水平，“这正是我们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成绩”。
    “要发挥资金在互联互通中的基础性作用。”丝路基金监事会主席杨泽军在会上发言时表示：“要让企业充分借力我国储蓄率高、资金充裕的优势，进行合理的融资规划，也为合作国家带来稀缺的资本。”
    一份2015年中国投资银行的评估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年度海外并购金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关口，并购金额连续增长，其中2015年科技领域的并购交易额达到188亿美元，同比增长87%。
    而钢铁出口上下游产能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中国新备案境外投资，钢铁项目产能仅为160万吨，规模较出口总量而言比例偏低。
    “现在正是企业并购界的‘海淘’时期，很多企业可谓是‘物美价廉’。中国A股上市公司则在这一波浪潮中逐渐起到了主导地位，而2011年大型并购基本都来自央企。”中信证券并购部能源业负责人滕越分析说，但涉及大型上市公司间的并购，则需要非常审慎考虑其风险与回报。
    “而且现在很多需要引进的技术，不一定在大企业上，而是存在于很多中小企业之中，比如纺织品纤维、面料和时尚，意大利、日本的很多中小企业都掌握着。”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提示说。
    此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也不是单方面的资本输出，而是多元的国际共建、开辟更多的融资渠道。在滕越看来，当前跨境房地产投资的火热，除了货币贬值预期防护、追求稳定收益之外，企业还可以用海外资产做进一步的融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融资成本甚至能降到负0.3%。
    产融结合风险机遇并存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项目陆续落地，需进一步加强产融结合，为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长陈元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亚投行私募基金等服务‘一带一路’的金融平台，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保险公司以及商业金融机构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面对’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还要在产融结合上下功夫。”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关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描述，明确涉及包括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
    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自2014年提出倡议后，发展相对成熟，俄罗斯各级政府和企业也十分热情。而中线、南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政局、汇率等方面并不稳定，投资风险更大，但对于“走出去”企业而言，也遍布重大发展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对进一步推动俄罗斯和中国投资经贸合作起着重大的作用。”俄罗斯联邦驻华商务代表格鲁杰夫发言时表示，俄罗斯正在积极为中国的中小企业构造良好环境，如在金融层面，实现货币互换，深化在出口信贷、担保项目和贸易融资、银行卡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加强与丝路基金、亚投行、上合组织等机构的合作。
    “俄罗斯也在积极推广PPP模式，通过新版《公司合作法》对原来执行的特许经营权进行了重要补充。为了扶持新兴工业发展，俄罗斯还出台了工业政策法、成立国家公益基金等一系列措施。”格鲁杰夫说。
    “中东是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在国际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处于我们‘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可以说是‘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枢纽点。”宁夏大学阿拉伯语学院院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绍先表示。
    “‘一带一路’各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发展潜力很大，中国与这些国家产业结构互补性很强，具备良好的分工合作条件，随着沿线经济体的崛起，其就业、市场、资金资源也将为中国提供新的机遇。”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副会长李吉平说，“但培育一个项目，如果不主动以资金加以引领、构造和培育，也永远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
    “要搞好项目的可研工作，可行性研究，要根据我国重点扶贫投资合作的情况，筛选条件成熟、经济社会效益好，对方关注度高的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进行重点推进。中心思想就是靠近资源或者靠近市场。”陈健建议，如钢铁企业，可鼓励往巴西、蒙古、哈萨克斯坦铁矿资源比较多的地区去建立基地，也可适度发展中游冶炼和加工。
    “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要通过资源、资产、资金、资本配比，把他们国家的资源禀赋、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产业优势，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这才能实现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泛华集团董事长杨天举分析说。
    “需要注意，中东地区当前正处于政治秩序崩溃以后的重构期、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地缘政治失衡后的重新平衡时期。”即便如此，在李绍先看来，重要投资机会依旧存在，特别是随着近期伊朗局势有所改观，“开始出现内政外交良性循环的可能性”。
    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军也提醒，沿线国家做项目，“千万别做散了、做坏了”。“有的地方，很小的国家，去了很多的企业，形成某一个产品，可能还互相压价、互相竞争，这种现象非常多。”王立军说，“比如加拿大总体人口就3000万，结果我们现在去了那么多的银行，把他们给‘吓坏了’，所以顶层设计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