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自2012年以来的下行趋势，进入2016年似乎还没能看到底部，看来还将长期呈现L形的走势。在中国的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水平阶段时，“陷阱”似乎正在向我们走来：包括GDP进入6%的区间、新增劳动力负增长，这就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正在滑向6%的下方；劳动力以工资增速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近五成的幅度，宣告低劳动力成本的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完全结束；进出口的负增长、30%的过剩产能和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库存，都意味着投资、进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正在失去前行的动力。
    更让人不安的是，传统动能消失的同时，新动能的培育还在探索之中。
    好在宏观政策找对了病症，那就是供给侧有问题，说得再直白一点儿，也就是微观的企业有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一群社会的草根人开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这群人大多都看到了当时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于是在传统制度之外进行市场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了制度的红利。经济学家将这些企业家称之为“制度企业家”，也就是主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获得发展。应该说，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正如刚刚逝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所言，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也就是说，初始的选择会对未来的发展形成锁定。这群企业家初始的选择是制度创新，那么其随后的企业行为当然也就会继续依循这条路径。
    的确，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计划经济制度太不合理，只要稍微做一些边际上的改进，就能实现企业利润的增长。在那个时代，企业家们只要不断地去推动政府进行制度的放松，就可以获得新的利润空间，这个时候的政企合作，应该说总体上是进步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合作不断抛弃原有的制度，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市场化。
    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已从总体上替代了计划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制度改革在边际上的红利是下降的（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大的制度改革，如要素市场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如果还是希望仅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合作来取得企业利润的增长，实在是非常困难。
    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还依然把解决目前企业自身的经济困难寄望在政府身上，要么是希望政府进一步搞刺激，要么是希望政府多搞一些政策协调或补贴。
    调查得越多，数据分析得越深入，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种恐惧来自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企业的经营好坏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其实，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力量，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创新也好以及资源配置也好，都取决于企业家这种最特殊的也是最高级的人力资本。
    具体而言，企业家精神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企业家通过包括技术在内的全面创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第二，企业家通过资源配置，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第三，企业家通过治理的改革，降低商业的不确定性；第四，企业家通过对员工的福利激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家就是以这种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成为经济发展持续不断的根本动力。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缺乏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有的长期靠模仿过日子，生产的产品更新周期漫长无比；有的只会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生存，对企业要素资源的配置就是简单的作坊式；有的只是一味地埋怨政府不给力，却不去发现和开拓新的市场空间；有的不知道实现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型，根本搞不清楚高成本的人力资本实际上对企业的效益具有更大贡献。
    企业家精神的下滑，尤其是企业家精神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