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履约能力的体现，是个体诚信道德水平外化而成的可度量的虚拟资本。
    职业经理人的信用建设将不仅仅关乎个人修养，不仅仅体现为企业发展的助力，还被赋予了重大的社会责任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形式及其活动也愈趋多样化、复杂化。相应地，作为企业实际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制度缺位、行业管理混乱、自身道德素质不过硬等原因，各种触目惊心的职业经理人违反诚信之行为已是屡见不鲜。为了职业经理人事业健康长远地发展，施行对职业经理人的信用评价，势在必行。
    首先厘清诚信和信用二者关系：诚信是指社会行为主体的一种自发、自愿的内生性道德行为，是对他人的承诺，主要取决于行为人自身道德水平的高低。与诚信不同，随时间推移，信用逐渐演变出了相对丰富的内涵。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是为货币及货物交换流转提供便利和可能的一种工具；信用创造论认为信用本身就是一种资本，能自己创造财富，是信用拥有者专属的财富；信用调节论认为，可以利用信用和货币之间的联系，以信用政策去调节市场经济。但如果站在职业经理人的角度去定义信用，则可以概括为：信用是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活动中履约能力的体现，是个体诚信道德水平外化而成的可度量的虚拟资本。
    职业经理人角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角色维度间不同的信用内涵。诚信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职业经理人作为社会中的公民，就必须首先遵守社会公德。公民维度的信用，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准则，有助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有助于增强公民自身形象，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失信于他人，将无法立足于现代社会。甚至可以说，职业经理人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公民维度的信用是职业经理人信用的第一层次，是职业经理人信用的基础。
    职业经理人最核心的角色就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因此，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企业管理者维度的信用是最重要、最本质的，也是信用之虚拟资本特征的最好展现。从企业内部来看，职业经理人扮演两个角色：他们既是同企业家签订委托管理契约的受托人，又是企业职工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有可能为一己之私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利益至上，贪图短期利益而放弃公司长期战略利益，这些不诚信行为无疑将严重损害企业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在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信息技术的发达让寻找人才不再是难事，但企业家们更加关心的必然是一个放心的人才，一个忠于职守的管理者。因此，职业经理人信用体系的建立，对降低代理成本，缓和所有者和管理者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是拟制的组织体，作为组织领导者的职业经理人之行为，于企业职工有无可替代的示范作用。可以想象，一个诚实守信的职业经理人具有的积极意义，将培育出具有良好信用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整体竞争力；反之，倘若职业经理人本身不注重诚信，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缺乏信用基础的企业无论在口碑、资金运作方面都将处于绝对劣势，并终致被淘汰。可见，建立良性的企业文化必须从职业经理人信用抓起。从企业外部来看，职业经理人往往身居要职，肩负着代表企业对外进行商事活动，塑造维护企业形象等重任，甚至可以说，职业经理人本身的形象构成了外界对企业的直接印象。
    由于职业经理人是一个新兴的社会职业群体，有自己的诉求，有自己的使命，也有自己的归属感。因此，提升职业经理人个人信用水平对整个职业经理人队伍形象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有积极引导作用。对职业经理人信用的培养有助于加强其对职业群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防止“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改变老百姓眼中“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
    从宏观角度来看，职业经理人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是商事活动参与者中的翘楚。他们代表了经济生态的最前沿，其言行深刻影响其他市场主体，乃至触及整个市场发展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职业经理人的信用建设将不仅仅关乎个人修养，不仅仅体现为企业发展的助力，还被赋予了重大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个人、行业管理组织自身以及国家政府携手推动职业经理人信用的建设。
    信用是衡量职业经理人能力的重要指标，但要真正提高职业经理人信用，发挥职业经理人信用的“虚拟资本”的作用，从目前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行业自律组织，对职业经理人群体进行系统化、标准化的职业信用教育，根据教育成果和业绩反馈给予资资认证，并且佐以专业化的征信评级体系，从而使职业经理人信用由虚转实，变得真正“可度量、可比较、可定价”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公允实在的信用评价不仅是会给职业经理人群体带去直接的经济利益，也为外界有需求的企业家增加甄别职业经理人信用优劣的手段，将不失为一项双赢的社会化的人力资源的治理创新举措。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