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多省采访后了解到，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日期的临近，近年来包括中央赴各地定点扶贫单位，企业、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力度不断加大，一些贫困地区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主导产业快速发展、贫困群众脱贫步伐逐渐加大。
    然而，接受记者采访的基层扶贫部门、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逐渐高涨，但政府作为扶贫主力军的地位并未改变，引导力度不够、政策配套不到位等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制约因素。
    社会帮扶逐步加强
    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组成了我国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近年来我国社会力量精准扶贫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力度均有所加强，社会力量参与下的精准扶贫向纵深推进。
    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记者从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了解到，仅最近4年以来，34个中央单位共向陕西50个重点县派出挂职扶贫干部80多人次，投入引进资金3.72亿元；陕西省“联县联乡包村”的各单位直接投入引进资金19.88亿元，市县单位共向贫困地区直接投入资金39.2亿元，引进资金26.2亿元。陕西省内3000多家企业结对帮扶3328个低收入村，累计投入12.43亿元，实施帮扶项目7800多个。
    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范围更为广泛。山西省岚县岚河民间爱心社是2014年在民政部门备案的一个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最早成立时，只有成员4人，都是本地的一些喜欢做公益的民间人士，而目前成员达到了300多人。这个组织平常的主要活动是自筹或者通过网络等平台募集资金，到贫困村帮扶孤寡老人、留守儿童。2014年至今，他们已募集、捐助资金10多万元，受益贫困人口上百。
    扶持方式更加多元。陕西省政府下乡联县扶贫办公室副主任余毅说，目前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已经从原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展到现在的产业发展、增强贫苦户自身发展能力等多个方面。延安旭坤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维斌2012年前往安塞县高桥镇南沟村，先后投资4000多万元进行道路硬化、环境改善、村庄绿化、打坝治地等基础设施建设，但他发现主导产业没效益、农民因病返贫是当地非常突出的问题。为此他个人出资，帮助当地贫困户发展山地苹果和大棚蔬菜种植。村民李有旺说，县上的果蔬专家会不定期为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山地苹果挂果指日可待。
    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意愿不断加强。甘肃省盛泰建筑公司总经理王照基是一位在外经商多年的企业家，自他返回家乡什川乡新庄村后，以“投羊还羔”的方式带动140多户贫困户发展规模养殖。通渭县委副书记谢占武说，几乎每个贫困村都有几位曾被赤贫“逼”走、奋斗多年闯出来的企业家和商人，这些能人、“打工皇帝”因转型需要或乡土情结，愿意返乡先富带后富，进行精准扶贫，很多人也愿意就地建厂消化劳动力或带动本村本乡人外出务工。
    诸多瓶颈待解
    记者采访发现，与企业、公益组织、个人日渐强烈的扶贫意愿相比，目前阻碍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因素仍或多或少地存在。
    余毅说，以陕西为例，随着撤村并点工作的展开，陕西全省8880个贫困村将合并成4700多个，合并后的贫困村由于人口增加、面积扩大，扶贫任务将更加艰巨，加之一些帮扶单位由于自身能力千差万别，进行精准扶贫的难度不断加大。一些帮扶单位也不通报精准扶贫的开展情况，如何有效沟通、衔接扶贫主管部门和参与部门的信息，是引导和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方面。
    山西省岚县扶贫办副主任李茂山说，目前当地有一家民间团体从事扶贫工作，但处于自发状态，政府既没有统计过他们开展了哪些帮扶活动，也没有帮助他们规范自身组织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政府责任是比较缺失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公益组织参与扶贫有其自身优势，有助于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政府扶贫力量的有效补充；但同时也会因为规范管理缺失等因素，出现法律、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这支力量，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善加利用，同时加以引导和管理，帮助他们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河南省扶贫开发协会常务副会长史献志认为，社会扶贫要产生最大效益，需要与专项扶贫做好结合，“社会扶贫相对零散、规划性较弱，资金使用缺乏长远谋划；而专项扶贫的针对性、规划性更强，但有时缺少灵活性，社会扶贫和专项扶贫结合好的话，可以弥补各自的不足，引导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用。”
    一些企业家向记者反映，扶贫济困是他们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存在深度参与顾虑，如何扶贫、扶贫对象是谁、接受帮助的对象是否接受过其他团体的捐助等，他们在帮扶之前并不知晓，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知道该从哪些渠道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因此只能像往常一样，“各回各村、各帮各亲”，扶贫的力度和范围因此大打折扣。加强与完善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成为精准扶贫需要改进的方面。
需扩大社会力量扶贫范围
    接受记者采访的干部、企业家等认为，政府应跳出为扶贫而扶贫的思维，继续完善相关产业支持政策，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在扶贫攻坚中实现共赢。同时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完善社会扶贫资源的筹集、配置、使用。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助教张洋勇说，资金发展状况、公众影响力等是社会机构参与扶贫普遍希望提升的方面。在外部关系拓展方面，福建省公益组织遇到的障碍主要集中在缺乏相关信息、技巧和支持。因此，他们希望能够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促进社会资源整合；希望能够提供专业培训以及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和公信力；希望政府、媒体加强宣传，提升社会认知度和认可度，给新兴的公益组织成长的空间。
    山西省岚县岚河民间爱心社秘书长张利芳说，他们很希望能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联系，并得到监管和帮助。“希望政府部门对我们有一定的监督和指导。爱心社的成员队伍增长很快，我们的心里也越来越不踏实，毕竟他们都来自于各个方面和地区，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好的。政府的外部监管能帮助我们公开、透明，保证规范运行。”张利芳说。
    部分干部建议，仿照残疾人用工福利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先富带后富的利益格局，给予扶贫力度大的企业以减免税收、信贷贴息等激励；完善对口帮扶机制，在安排大中型国企帮扶的同时，还可考虑引导一批沿海中小型民营企业对口帮扶；制定面向贫困地区的产业承接转移政策，把一批可能会转移到东南亚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留在贫困地区。
    史献志建议，要努力做到社会扶贫与专项扶贫紧密结合，做好项目对接工作，各级扶贫办有关领导和业务负责人既需要通过扶贫协会等机制与社会组织负责人研究年度扶贫捐赠资金项目对接；同时，相关部门还要落实国家相关扶贫捐赠税前扣除政策，为会员单位提供财政部门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使其依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捐赠免税政策，让社会力量安心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