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保持稳定增速、强劲创新活力、较高就业率和外资利用水平的情况下，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硬着陆。这个结论作为主流经济学界和市场人士的普遍判断，几乎是一个常识般的存在。然而，对待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恰恰是那些浸淫市场数十载的资本老手，偏偏反其道行之，指天说地，信口雌黄，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2.拼车模式，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一直因方便、廉价备受乘客青睐。春运期间，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运输部鼓励拼车的鲜明表态，对那些没有买到票的乘客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鼓励更多普通私家车主参与拼车，也有助于缓解春运压力。
    3.有效应对挑战，解决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入手塑造新的动力源，形成支撑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混合动力体系。在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等供给方面的五大要素中，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动力作用非常明显，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三项要素的动力就会衰减，更多需要后两项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发挥关键作用，实现动力机制转换。为此，应以“固本培元”为主旨、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综合实施供给侧管理方略，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他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纯的经济冲击不可能倾覆中国，中国依然能够保持全球经济大国中相对较好的状况。同时，民族构成和文化传统统一性较高等因素也赋予了中国较高的社会稳定性。
    5.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移，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于创新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通过创新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同时，对于创新和转型升级来说，资本有“好资本”和“坏资本”之分，政府投资不能形成对社会投资的“替代效应”，金融发展也不能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攫取效应”。此外，要坚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破除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地方垄断，使土地、矿产等稀缺的公共资源能够成为产业升级的杠杆，而不是利益输送的手段。
    6.由于涉及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清理社会领域的乱收费，不像清理行政乱收费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解决，其解决起来往往更难。需要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和法治的力量，畅通企业和居民投诉处理机制，降低维权成本。对影响公共利益的，由居委会或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监管；对牵涉民事纠纷的，由各级法院通过简易司法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