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2015全年GDP6.9%的增速符合大多数学者的预期。经济新常态已经毫无悬念地使我国经济增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降到7%以下的中高速水平。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乏力、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际贸易下降，金融风险增加的大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下，这一速度已经不低，也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约束要求以及有关战略目标客观需求的表现。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反思和检讨的理由。为什么与我们同为金砖国家且面对很多相似问题和发展环境的印度却独领风骚。中国经济的自行车运行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保持其良好的动平衡，经济一时失速尚可，但失去未来增长动力的创新因子加速度就将十分可怕。当前，以下两点趋势当引起宏观决策者高度重视。
    一是最能说明经济增长潜力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即索罗余值不断减少。索罗余值的本质含义是经济增长无法用资本和劳动贡献加以说明的“余值”是由技术进步带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靠全要素增长速度。科学技术是影响全要素增长速度的最主要因素。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弱化和消失并不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能够自然而然地产生。甚至一些新的、可持续的、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在弱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根据蔡昉等学者的测算，2007年－201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为每年9.5％，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但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开始持续下降。他认为，劳动生产率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劳动比三个因素支撑，而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1995年－2009年每年以3.9％下降到了2011年－2015年时期的3.1％，甚至在“十三五”时期（2016年－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下降到2.7％，仍将保持下行的趋势。3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路高歌猛进，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保持较高增长；二是资本存量出现了较高增长；三是人力资本增长较快；最后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由改革前的负值提高到目前的3%左右，且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0%以上。
    二是资本产出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一个毋庸置疑的数字是资本产出效率在不断下降。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正在不断地上升。所谓资本产出率反映的是资本的利用效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资本产出率应该是3%左右，为了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大概是三，甚至低于三。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是6左右，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计算结果更高。资本产出率还在逐渐的上升，反映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在逐渐降低。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要在长期内必须以一定的速度来稳定有效的产出和效益。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十分大。但激发其应有的活力释放潜力必须以加速度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平衡。
    一要以制度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要想实现向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社会友好型的新经济系统转型的战略目标，经济增速调整必须和必要。新常态下的题中之义就是要“破”、“立”统一，使各类创新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我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体制机制也不够成熟，甚至还存在着各种扭曲，还有较大的创新完善空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平台上，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不断减弱、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唯有将倒逼变为唯一选项而不是可选项，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变外延扩张为内生驱动，才能推动发展模式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深刻转变。
    二要重新解构中国资本以资本效率提升资产效益。一个合理的宏观资本结构一定是能最有效地将货币资源分配到最有利于提高资本形成率、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培育新兴企业和具有抗风险能力的一种金融安排。中国资本产出效率低下的最核心问题是中国资本缺少价值发现和价值实现的机制和途径。当前，无论商业银行体系还是现有的股票市场不具备这种良性资本结构的特征。只有另辟蹊径，才能改善国家资本结构的目的。而发展创业投资、发展为成长型企业投融资服务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改善宏观资本结构的最有效手段。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