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重庆、深圳、宁坡等城市相继开始对互联网金融限制性监管。如停止企业注册、叫停互联网金融及线下理财平台广告，暂停受理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财富管理、投资管理等内容的类金融公司的登记注册等。
    公平地说，互联网只不过放大了风险，而风险早就存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利贷就盛行不止，但当时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出清，因此屡禁不绝的高利贷还不至于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但到了经济转型期，过剩产能再次面临难以大规模出清的压力，高利贷就成为引发局部风险的导火索之一。
    互联网可以轻易不动声色地加杠杆，股市急跌之前大量配资、融资入场，甚至包括海外资金；去杠杆之后，各方才了解杠杆的真实规模。
    社会普遍的信用不足是阿喀琉斯之踵，20年前民营银行就存在大股东控制、关联贷款，到现在为止爆出的新闻仍然显示出可怕的关联贷款。
    上述风险并不是民营银行的独有风险，国有银行的风险一度在于成为央企的钱袋子，缺乏风险控制与市场定价机制，只不过大型银行有上市、有扶持，不到转型关键时刻风险不会明显暴露。
    如果顽疾不除，制度不变，锋利的互联网工具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平台变成集资的平台，平台作为法人把钱借给大户，这将产生金融风险，这样的“创新”是乱创新。金融最大的风险是控制风险不力，最可怕的是胡乱定价。
    考虑到互联网金融涉及巨量的真金白银，在监管者受各种因素掣肘的情况下，在法治建设还在补短板的情况下，可靠的办法是慢一些、再慢一些——这可能会让中国互联网金融稍微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但只要风险因素无法完全排除，滞后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可以视为稳健。来源：《每日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