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亿降费全方位提振市场活力

    按照今年4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7月1日起推出一系列降低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措施，进一步为企业和群众减负。具体措施包括，减免不动产登记费，扩大减缴专利申请费、年费等的范围，降低因私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照、部分商标注册及电力、车联网等占用无线电频率收费标准等。其中降幅较大的有，车库、车位等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收费标准由每件550元降为80元，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收费标准由1000元降为500元等。
    上述降费措施，涉及企业和群众的方方面面，既有量化的降费指标，又涉及广泛领域，相关企业和个人都能享受到降费的红利。2015年开始，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系统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中国减税降费开始加量提速，但由于中国市场体量太大和人口太多，巨大的减税降费规模在庞大的分母面前，一些实际效果难免被稀释淡化。减税降费应是一个过程，而且是应减尽减、该降就降，让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体切实享受到减税降费的福祉，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9919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397亿元，同比增长3.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6522亿元，同比增长3.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78493亿元，同比增长2.2%；非税收入11426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个人所得税4778亿元，同比下降30.7%。
    由此可见，去年个税政策调整尤其是各种抵扣，减税效果明显，民众对个税减税和抵扣带来的红利也深有体会，只要减税到位且从切实关切民众诉求，就能得到民众认可。此外，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收窄，凸显近年来的减税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同时也说明减税还有相当的空间。
    中国是传统的国富型国家，公共财政可以更有效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充分地“来之于市用之于市”。相对于美国减税复杂的党派争吵和国会博弈以及牵动的各方利益，中国减税具有可控性和高效性——最关键的是，中国拥有较富足的公共财政盘子，能够承受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
    减税要到位，降费更要坚持。有些费用项目，属于各级政府部门所设，与权力行使、部门利益密切相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降低各种行政性费用以及其他影响市场主体竞争和增加社会主体负担的费用项目，更能释放市场活力——在为企业和公众减负的同时，也能卸下政府不应承担的负担。降费看似政府要过苦日子，但从匡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看，实为正本清源之举。
    向自己开刀，给企业减负，让民众获益，这是降费的核心要义。据悉，本次企业能享受到的降费项目还有不少，如对产教融合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投资，落实按投资额30%抵免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政策；降低移动网络流量和中小企业宽带资费全年约1800亿元，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下浮铁路货物执行运价，减并港口收费，取消公民身份信息认证收费等。上述举措实施后，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负3000亿元以上。
    3000亿元的真金白银，相当于10多个中等城市全年的一般预算收入，可见此轮降费力度之大。经过数年的减税降费，在市场和消费端已经催化出叠加传导的正面效用，有利于多维度发掘、全方位提振市场活力，有利于激活企业动能、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和提升民众获得感，值得积极评价和寄予乐观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