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结构变化 提升企业家获得感

    当前的企业家社会来源正在经历新的结构性变化，原有的"下海型""草根型"逐渐被"创业型"和"继承型"所替代。这种变化的政治经济后果是全方位的，尤其在地位获得感上的认知和理解，理应引起重视。
    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资本更具优势，企业治理结构和规模也和社会资本高度相关。目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社会呈现"并行"的运作形态，为网络社会资本的作用发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这对保障该群体的地位获得感起到基础性作用。这种内在逻辑，就要求政府着力建立企业家交流平台的孵化机制，不妨加强对工商联、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整合，激励交流平台建设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统计表明，截至2017年9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全国实有私营企业2607.29万户，较2012年9月底提高10.8个百分点。通过对1997-2018年共计10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家创业前的职业流动频繁且多元。最近的十年，大企业主更有可能来自体制内下海或改制，而中小企业主以体制外成长为主。企业主的社会网络资本较高，与各阶层交往密切，但总体上该群体的地位获得感和其经济社会地位不完全匹配，值得引起重视，同时，社会网络资本对地位获得感的型塑不可忽视。
    第一，早期职业流动频繁，海归比例逐年上升。
    民营企业家在创办企业前的职业流动仍有增加的趋势。在2018年，从未有过职业流动的民营企业家的比例仅为8.78%，近3/5经历了1次职业流动，1/5经历2次流动。职业流动次数在4次及以上的比例随着年份有所增加。
    同时，调查还表明，在拥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经历的群体中，科级及以下干部的占比相对稳定，处级以上干部比重随着出生时点的推移而下降。另一方面，创办企业前在外资港澳台企业工作过的企业主，与曾经是私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状况非常相似，比重从“50后”队列的86.36%下降到“80后”的15.62%。对于那些担任中层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的人们而言，不同队列间的占比变化幅度比主要负责人比重要大。此外，销售人员及其他的比重在两种类型的非国有企业中差别不大。
    “海归”型的民营企业家比重仍然较小，但上升趋势明显。如今越来越多“海归”人员选择在IT、金融等“朝阳”行业创业。在2004-2006年调查报告中，民营企业家没有曾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2008-2014年该比重有小幅上升，而2018年翻倍上升至3.30%。
    第二，网络社会资本总体较高，偏好与经理阶层交往。
    民营企业家结交的社会阶层较为集中。我们采用国际通行的拜年网来测量网络社会资本。统计显示，民营企业家拜年网的规模平均有90人，最大值为4200人，有45.89%的企业主与大学老师有拜年互动。另外，网络差异的最大值是12，平均在拜年网中有近4种不同的职业。在与特定职业群体的社会交往中，有超过八成的企业主和经理层“拜年”，其次是知识层，最后是党政领导层。各年龄段民营企业家没有明显差别，其中和经理层的纽带关系始终是最高的。然而，50后企业家的网络规模不到70人，明显低于其他组别的企业家。
    教育程度越高的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各维度上都要更高。在网络结构中，教育程度对领导层纽带和知识层纽带的正效应较高，而经理层纽带效应稍弱。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民营企业家和经理层交往更可能属于日常工作关系的维系，教育水平并不是主要的差异来源。
    就网络规模而言，跨部门流动的企业主最大，其次是自雇者，最低的是农民或其他；在网络顶端上，跨部门和非国有流动者可能会交往地位更高者；在网络差异上，跨部门流动者的优势也较为明显。
    第三，主观地位获得感水平呈下滑趋势，政治和社会地位维度相对上升。
    民营企业家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三维度获得感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高地位获得感下降，低地位获得感上升，中层地位获得感维持稳中有升态势，但始终呈现“趋中”特征。在经济地位维度上，企业主所认同的经济地位略有下降；在社会地位维度上，1993年他们认同的社会地位得分是最低的，2008年之后上升，与经济地位认同水平一致；在政治地位上，均值比较表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认同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在2018年有所改变。
    在地位获得感一致性方面，“经济-社会一致型”的占比最高，“经济-政治一致型”最低，“社会-政治一致型”居中，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获得感的不一致性始终波动变化。多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经历体制外职业流动的民营企业家所认同的地位要比其它类型企业主低，拥有不同流动轨迹的企业主在地位认同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系统差异。
    第四，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资本形塑主观地位获得感。
    在经济地位方面，曾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集体企业的职业经历，对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地位获得感影响不大。而对于同时拥有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就业经历的民营企业家，这种职业流动效应影响近年来变得不显著；在社会地位维度，国有部门流动和非国有部门流动的影响力似乎要更强一些，跨部门流动经历的影响要弱于其在经济地位认同上的效应；在政治地位上，国有部门就业经历的影响力是最强的。
    值得注意的是，非国有部门流动对其地位获得感具有一致的显著负向效应，即在外资、港澳台企业或其它私营企业的工作经历并没有提高民营企业家的地位认同。统计结果还表明，仅拥有体制外职业流动的民营企业家所认同的地位要低于其他人。
    在网络社会资本方面，网络规模的扩大对提升各维度地位获得感具有显著正效应，网差和网顶的影响几乎不显著。而在网络结构中，和经理层纽带关系对提高地位认同具有正效应，并且和领导层的关系对提高政治地位获得感有积极影响，而和知识层纽带关系效应却没有统计显著性。
    第五，两点政策建议。
    一是对不同职业经历企业家加以区分，加强对中小业主的关注。当前的企业家社会来源正在经历新的结构性变化，原有的“下海型”“草根型”逐渐被“创业型”和“继承型”所替代。这种变化的政治经济后果是全方位的，尤其在地位获得感上的认知和理解，理应引起重视。以往政府对企业家的统战和管理工作中，更多的是从行业、规模等“显性”标准去衡量，而对“职业经历”之类的“隐性”标准却重视不足。从我们的调查看，中小企业主往往拥有体制外的职业流动经历，而这对其企业经营未能产生显著作用，甚至制约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认为，要提升企业家的获得感，对该群体的关注是必需的；二是建立企业家交流平台的孵化机制，满足其信息和情感支持的需求。毋庸置疑，企业家群体的社会资本更具优势，企业治理结构和规模也和社会资本高度相关。目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社会呈现“并行”的运作形态，为网络社会资本的作用发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这对保障该群体的地位获得感起到基础性作用。这种内在逻辑，就要求政府着力建立企业家交流平台的孵化机制，不妨加强对工商联、商会和行业协会的整合，激励交流平台建设。同时，做好对平台的政治引导和业务指导。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作者皆为第十三次私营企业调查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