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评选须服务于激励创新

    五一假期，两则与院士有关的新闻引爆舆论场。一则是114名企业人士进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另一则是从清华大学出走的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在两年前未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引起舆论极大的关注。舆论对某些企业家的候选院士资格有争议，但我们更应关注中国院士制度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与进步，中国行政体系也缓慢地跟随这种变化而采取适应性的改革。但是，中国院士制度并没有与市场经济制度同步，仍然处于高度的围墙化状态，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对科技体制的改革更加重要与急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院士制度，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吹响改革号角。
    近几年，院士制度屡受争议，比如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们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中落选，尽管长期以来呼声很高。最受争议的是颜宁事件。曾为清华大学教授的颜宁，是一位高产的实力派科学家，2009年以来，在CNS上发表科研论文19篇，并多次获奖。但是，她的能力在体制内并未得到承认，据报道，她连续两年没有拿到国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7年落选中科院院士，随后出走美国，近日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颜宁的抉择受到舆论如此热烈的关注，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组织回答，她为什么落选院士，为什么拿不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给了其他年轻人才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院士制度依然论资排辈。
    现在，一些企业家被列入院士候选名单，传递出的信息是，院士不是对候选人专业能力与成就的肯定，而是给予社会名流的一种荣誉与身份，这是对院士科学权威性的消解，也让人更加质疑院士评选规则的公正与合理性。一般认为，入选中国工程院的科学家必须在工程技术领域有着突破性的创新和创造，并且在中国某个行业领域内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和作用。
    与科学院关注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工程院主要关注应用工程技术科研，因此，此次院士候选名单中有114名来自企业的人士实属正常，因为企业是应用创新的重要场所，企业面向市场，更有动力投入应用技术研究。但是，很多候选人是组织研究的企业家，而非从事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他们获得提名，是把企业技术人员集体产出的技术应用创新归功于管理者，这是对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公。
    因此，不管是颜宁当年落选，还是现在有的企业家获得提名，这些备受舆论关注的事件引发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院士评选制度、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科技评价制度等都没能很好地为激励创新服务，使得相关人力资源、科研资金等都无法发挥相应效用，造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