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限鞭炮看政府治理的应用

    今年春节的北京，随着禁限鞭炮的范围扩大到郊区，笔者终于盼到了一个以往总觉得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静美春节。
    其实，这是北京市修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之后的第二个年头，然而，直到去年春节，即使在“副中心”都没有感到与往年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所以今年首次遇到禁放时，起初还不大相信，揣着疑问一直过了初五，这才确信真的是变了。
    不仅北京，环顾国内，原来许多大城市都在弃旧扬新。没有了鞭炮对人生物钟的侵扰、没有了呛人硝烟遮天蔽日、没有了破碎纸屑的堆积道路，今年全国的春节，真的是变了样子：北京市除夕夜空气质量为近5年最优，PM2.5峰值浓度为177微克每立方米，远低于其他年份峰值；上海市即便遭遇降雪和大客流的双重施压，110接报反而同比下降19.8%，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交通事故；重庆的环卫工春节无垃圾扫，首次提早回家过年……等等。
    据新华社报道，虽然没有了鞭炮声，但年味儿一点也不少。在北京琉璃厂，一年一度的厂甸庙会吸引了大量市民和各地游客。街头上空悬挂的花灯、商铺门口张贴的大红福字、树枝上一串串红灯笼、游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把节日的洋洋喜气展露无遗。
    但就是有人偏偏不高兴，非说不放炮就没了年味，就不是过年。按照他们的规矩，即便看完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后困乏难耐，已经是半夜零点以后了，他们也可以肆无忌惮鸣炮响雷，别人即使不情愿，也得忍受着。别说是成年人，就是老人、病人、婴幼儿，也都得承受他们宣泄过剩精力制造的噪音和浊气。
    据专业测算，正常情况下，健康的人在白天有准备时，能承受的噪音最高值是85分贝。但监测数据显示，燃放烟花爆竹不仅可使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浓度远高于平日，而且噪声可高达135分贝。明明是噪音侵害，有些人非说是传统习俗要遵守，似乎亲人团聚不能抒情，似乎创作春联、张贴年画没有喜兴，似乎欣赏音乐、唱歌跳舞、品尝美食、逛庙会等等都不能助兴，惟独只有放炮一项才叫过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一些对传统文化所知不多的人惟独对此语奉若神明，企图将过年与爆竹划等号，偏偏噤口于“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另一层精义。综观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无不是弃旧扬新的选择。过春节放鞭炮的历史再悠久，但毕竟是漫长的小农耕作社会的现象，是在古代物质文化资源贫乏、科学技术落后情况下，人们出于对大自然和命运无法把握的恐惧、企图通过响声吓跑瘟疫的行为，本就一厢情愿。所幸鞭炮的扰攘还能被乡村的距离所稀释、分散。
    但如今，物质和文化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技术发达让人们无所不至，健康的人格早已不需要“夜行人唱歌壮胆”的落后习俗。在全球华人都能同步收看央视春节晚会、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同步聆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地球村”时代，娱乐资源丰富无穷，何苦非要制造噪音？如今中国社会的城镇率已经达到了60%、超大城市规模世界第一。无论在平面上还是高度上，市民居住密如蜂巢，邻里都是摩肩接踵，原本在乡村无须顾及的喧嚷，在新的环境中就成为侵扰，在闹市和多层住宅区内肆无忌惮放炮，侵害范围更大。这样的旧俗，难道就不是需要抛弃的“旧符”吗？
    春节放鞭炮，其实是一个权利边界问题，是一个公民自治和政府治理的互济问题。在公民道德水准尚未显著同步提高的情况下，公民自治权有时会沦落为部分人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比如，明明是科技成果的“共享单车”，却被随意丢弃成为社会难题；比如，小汽车普及后，马路纠纷成倍增加，一些开车人恃强凌弱；比如，买房人作为业主进入小区后，有的房主不顾安全野蛮装修、丢弃垃圾、毁坏草坪，等等。
    围绕放鞭炮的问题，如果政府不代表公共利益出面管理，“沉默的大多数”的权利就难以保障，陈规陋俗就会永无止境地蔓延。根据江苏连云港前期民意调查，赞成禁放的比例占到75.5%；至于大城市，这个比例更高。可见被迫受鞭炮侵扰的人们，即便不情愿，也总是被迫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当然，沉默的人群究竟是多数还是少数，按说还不能是最终决断的依据。随着改革开放，国人知道了“少数服从多数”逻辑的局限性，我们知道在一个文明社会，即便是少数人，其合理权利都要尊重、都要保护。在燃放鞭炮问题上，还不能简单依据少数或多数的标准，而是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寻找公众的根本利益。如同有人痴迷抽烟一样，如果你一味强调“保护个人权利”，无疑助纣为虐祸害其人。
    已经明显成为陋习的传统习俗，能否被这个社会摒弃和更新？政府能否体察社会进步的需要，从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英明果断的施政？这是体现政府治理水平高低的依据。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首先需要政府治理的带动，如此，公众参与机制才会被激发。政府强大高效，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今年全国各地雷厉风行，政府令行禁止、说到做到，就体现了这个优势。只要认准正确的事情，政府启动治理的引擎，依托这样的优势，就一定能办成在别的国家办不成的大事。至少在近期，一定能够赢得包括“污染防治”在内的三大攻坚战。
    有了这个成功的经验，政府不妨把视野再度扩展，寻找那些需要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道路交通混乱问题、比如有人在马路旁甚至绿地焚纸祭祀等等，都需要政府治理的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