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经济特区：从吸引外资到开放内资

    近40年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努力扩大利用外资，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实现国资、外资、民资三轮齐转，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突然发现，无论是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哪个方面都很缺乏，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帮助我们提高，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于是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在1980年获批成立经济特区，1988年海南经批准设省建立了经济特区。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特区这一方活水中，勇敢试水，利用特区政策把握住机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蜕变。
    “杀出一条血路来”
    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海南经济特区成立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1－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026家，同比增长97.6%；利用外资526.6亿美元，同比增长3.6%。
    而时光倒回1978年，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累计只为124.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200亿美元。
    当时深圳宝安县罗芳村村民还以种水稻为生，年人均收入只有130多元，而对岸的香港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元，相差100倍。巨大的差距让不少人不惜冒着被判刑或葬身大海的危险游向对岸。
    与此同时，对岸的香港人工比较贵，3000元的月薪也很难找到人。这让很多港厂很为难——订单还要不要接？接了单，没人做怎么办？因此很多港厂在找出路，尤其希望能到内地设厂，解决他们的困境。
    于是，1978年4月，受国务院委派，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计委派了一个考察团，到香港和澳门去考察，考察团回京后向中央提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认为，借鉴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1978年6月，61岁的袁庚受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委派，赴香港对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的经营情况进行调研，并在10月为交通部党组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1979年1月31日，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决定创办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率先进行了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打响改革开放“开山第一炮”。
    同年4月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就这样，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特区相继挂牌成立。
    在此期间，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签订了“针字第一号”的协议书。国内首个引进外资的企业、第一家“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配装和补偿交易）企业——香洲毛纺厂在珠海成立了。
    值得注意的是，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案例给了周边的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灵感，经过多年摸索，形成四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依靠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广东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引起了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注意。经过观察研究，他把广东的经验概括为“珠江模式”，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台商高新平注册了厦门三德兴工业有限公司，首期投资50万美元，成为厦门经济特区第一家台商独资企业。另外，“高新平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回台后又替我们做工作，一下从台湾带了50多位企业家过来。”时任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书记、主任的邹尔均回忆说。厦门由此成为台资企业的聚集地，台资进入大陆的桥头堡。
    潮汕地区是著名的侨乡，不少侨胞对家乡改革开放政策心存疑虑或持观望态度。为此，汕头上下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形式吸引海外侨资回汕头兴办实业。汕头地毯厂正是泰国正大集团总裁、汕头籍华人谢国民欣闻中央决策后投资创办的，并成为汕头第一家侨资企业，领取了编号为001号的外商营业执照。
    作为经济特区界的“后起之秀”，海南在全国首次将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写进党代会报告。后来又先后发布了《关于海南经济特区体制创新的若干意见》和《海南经济特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也把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发展战略。
    特区的起步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更不是所有人都有胆放手一搏。遇到困难怎么办？暴露的问题可有解决范例？
    对于这种种疑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旗帜鲜明：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
    深圳上屋怡高电业厂首次把“三来一补”方式引进来，此后，这种方式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但在落户石岩上屋生产大队前，围绕这家线圈厂“姓公还是姓私”以及“是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问题，各方争论了半年，最终在村干部4：3投票结果的微弱优势下划上句点。
    1982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肯定了试办特区3年来的成绩，并对特区的性质和作用做了阐述。回答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经济特区的种种质疑，
    1983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他说：“特区应按新办法来搞。新事情应走新路子。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分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1985年1月19日，在会见以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主席嘉道理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邓小平说：“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栉风沐雨中砥砺前行
    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外资利用日益走向成熟
    经济特区的设立不仅成功吸引了港澳台胞和侨胞的资金，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他们的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让经济特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侨资企业）也由此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活力和生机。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3月26日-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进一步的开放，为以外资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拓展了更为深广的发展空间。1984年，这14个城市签订的直接利用外资的合同数目和协议金额，已相当于1983年以前5年的总和。
    以青岛为例，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之初，青岛对外开放的最大亮点是引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设备，这对青岛市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产生了巨大影响，加快了其升级换代步伐。1984年5月，青岛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青岛华和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成立，这也是山东省第一个利用外资的项目。同年10月，青岛电冰箱总厂与联邦德国利勃海尔公司关于电冰箱技术和经济合作项目在青岛正式签定，该项目奠定了海尔品牌的基础。统计显示，1984年至1986年，青岛市共引进技术项目309个，总成交额达到2.36亿美元，带动了海尔、海信、双星、澳柯玛等一批名牌产品的崛起。
    要吸引外资，就要为外商提供方便，广州走在了全国前面。外资的进入，也推动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1985年，“广州市外经贸事务总汇”成立，人称“外经贸一条街”。工商、税务、开发区三个政府部门以及信托、劳务、法律、保险、外贸等9家咨询服务公司进驻一条街，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各种咨询服务，这在国内尚无先例。“外经贸一条街”成立3年就接待了前来咨询、问事的人数近4万人次，直接通过“外经贸一条街”引进的项目金额超过5亿美元。此后，这种政府及社会机构一站式服务辐射到了全国。
    为了保护外商对华投资的积极性、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9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施行。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由此形成了完备的外资企业法律体系。中外合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法律保障机制得以迅速发展，我国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我国外资利用日益走向成熟，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比日渐增强，并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40年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努力扩大利用外资，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实现国资、外资、民资三轮齐转，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人们惊讶于领跑全球的“深圳速度”；分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自发转向“帮宁波”；上海接连改写“亚洲第一高度”；连云港人响亮喊出“买全球，卖全球”；海南喜迎八方客成为“国际旅游岛”。
    不可思议的奇迹
    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宽领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范本--"中国模式"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从设立开始，走过了30多年，外商投资也跨过了不少“禁区”，随着我国利用外资的行业领域不断放宽，创新成立了种类繁多的新型开放载体，外商投资来源日渐多元，外商投资项目单项规模逐步扩大，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0多年间，中国从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世界工厂”，已华丽转身成全球创造者。如今腾讯、大疆、科大讯飞……一系列民营高科技原创品牌在全球越来越响亮。不仅如此，比亚迪“承包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公交车，华为、OPPO和小米等民营企业出产的智能手机占全球智能手机总利润的1/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新近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8》显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收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2017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在全球排名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额达125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
    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创造了无数奇迹，而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更极大地提高了非特区、非沿海开放城市的模仿热情，珠三角经济圈、长江经济带、欧亚大陆桥、渤海湾经济区应运而生。同时，在推进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为国家吸纳更多外汇，同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宽领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范本——“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