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放任企业炒房

    限售、停售，限贷、停贷，排号、摇号……这些年来，楼市调控手段五花八门，但是调控来调控去，总是给人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感觉，越调越涨，似乎永远无解。但最近杭州的一个新“发现”却让人恍然大悟：原来调控的对象一直都是家庭或个人，而企业作为购房者，则一直置身法外，不受任何约束。
    这个刺激公众神经的新“发现”发生在6月25日，在杭州某住宅项目公证摇号中，竟然发生了同一法人名下的三家公司同时中签的“奇迹”。
    这引发了市场的喧哗：明显违背“房住非炒”政策。停止福利分房制度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企业仍可以买房？企业要是能作为买房者，弱小的家庭和个人还不是鲸鱼嘴边的小鱼小虾？
    其实，这个漏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被一些媒体发现和呼吁了，比如笔者本人于2016年11月22日发表在本报评论版的《企业购买住房是否助推房价》一文中，就曾以北京、珠海的亏损企业通过炒房从而“扭亏为盈”的事例，呼吁政府限制或者禁止企业买卖家庭住宅；再如，去年《华夏时报》记者在北京某高端住宅小区以购房者名义采访时，曾被销售人员推荐以公司的名义购买，称“公司买房不限购”，也不受贷款政策的影响。当然，《华夏时报》当时有没有报道则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企业作为买房者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市场，这样一个巨大的漏洞虽然存在了多年，且也不是没有任何第三方人士发出警报，但很遗憾，管理者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媒体警报石沉大海。
    直到近期杭州出现了某购房者披着企业马甲、像《西游记》里的白骨精那样，同时幻化出三个“房姐”时，政府终于直面这个漏洞了。近日来，西安、长沙、杭州3个城市明确暂停企事业单位购房。
    但还是很遗憾，这么大的中国目前只有3个城市亡羊补牢。以后会怎样？能够形成普遍公识吗？似乎难。如果说以前是姗姗来迟的话，现在则显得犹犹豫豫。
    比如北京就看不出有这个意思。如果按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程度排名的话，限制企业购房的西安、长沙、杭州3个城市，其程度远远不及类似京、沪、穗、深这样的超级拥挤的核心都市。它们理应早于上述三市开展行动，但事实相反。
    北京等一线城市作为拥挤之都，为什么对企业囤购家庭住宅现象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不得而知，但一些“业内人士”的说法倒也不妨听听。
    据某地产分析师分析说，这是因为“目前北京市场已不具备炒房空间，所以并不具备进一步加码政策的市场条件”，且“以公司名义购房，需要在持有期间缴纳房地产税，在出让环节也要缴纳更高的税费。这意味着，房价涨幅需要远远覆盖持有以及出让环节的高税负成本，同时还有较高的利润需求，才会有人以企业名义进入楼市。但北京市场整体房价处于较为稳定的状况，难以支撑购房者以公司名义买房所要承担的税费”。
    简单说，就是北京的“羊”目前很乖，不会跑，所以也就没必要扎“羊圈”。
    北京的“羊”目前很乖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房屋经纪人和买房人，历来不会是一条心。后者心里烧香期盼市场风平浪静，但前者日思夜想的却是大风大浪。所以，不同的人说的话自然是大相径庭。当然，北京的“羊”目前也许很乖，但今后万一不乖呢？现在乖，但以前曾经很不乖。很不乖的时候，可曾有人扎牢？
    税费高低与企业炒房有关系吗？我看没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企业炒房，炒的是今后涨价，只要涨就炒，即便炒前价高，只要高买之后可以高卖，只要能转手加价就行。外地低价房会涨，北京高税费房也一样会涨。北京房价再高，也不断有人买房，而且全国的人不断往北京涌。在北京用公司名义买房要交纳税费，在西安、长沙、杭州用公司名义买房，难道就不用纳税？全国范围征收的税费，具体到地方就一定会减少或者没有吗？估计可能性不大，而且与炒作没有关系。
    当然了，专家只是在对政府态度进行揣摩，所以姑且一听。但听的人不认同专家的说法，倒不是有心同专家抬杠，而是害怕这成为政府按兵不动的说辞。
    据报道，企业买房，虽然有交易税费增加的限制，但其实并不能捆着其手脚。因为完全可以在限售时间内不过户，而是用股权交易的形式，变相绕过调控政策。
    不仅逻辑是这样，事实也是这样。在近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中，多家金融机构和企业涉及房地产资产闲置。其中，至2016年底，农业银行有5处房产长期闲置；2015年至2016年，工商银行河北、北京、云南、上海4家分行存在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及时竣工决算、个别土地及房产长期闲置或处置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上千家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总市值超过9000亿元。
    9000亿元难道是一个小数字吗？中国多如牛毛的企业，又岂只是上千家上市公司？所以，9000亿元虽然数字很大，但其实还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而已，暗藏水下的部分大得更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