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曾经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鉴（1769-1843年），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鉴的先祖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原在武夷山种茶为业。是允许与外国人交易丝绸和瓷器的少数中国商人之一。伍家的祖籍来自福建泉州府作为广州十三行后起的福建商人，伍秉鉴将福建商人在广州的势力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广州十三行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
“行”指的是商行，对于十三行具体来说，它指的是外洋行、洋行。也就是说，是十三家对外贸易的大公司。他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就叫做十三行商人，简称行商。有时候并不止十三家，有时候少于十三，十三行并不是一个确指。十三行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指十三行商馆区。当时在整个广州口岸里面，十三行是广州口岸的核心。由于它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东十三行”。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17世纪后期，广州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口岸”。依托这个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加之自身的努力经营，广州十三行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有学者根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508.5万两，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无休止的摊派和募捐还不是行商们最难忍受的事情。清政府为了保证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所谓保商制度就是，十三行的商人在中间，外国人、官府，两头有什么事情都通过十三行的商人，这叫保商制度。外国人来了一定要找一个保商，这个保商就要对这个外国人所有的一切负责任，包括收税、刑事案件，包括吃穿住行，保商要把他所有的东西包起来，所有的风险都要担起来。当年的英国人对十三行的商人有这么一句评论：“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伍氏家族如果没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贸易份额，也成不了世界首富。而那些小的行商们，在官吏的盘剥之后，经常缺少周转的现金，这个时候就只能向外商们借款才能勉强维持。在这种情形下，十三行的行商们无时无刻不处在风险之中。学者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行商们无不渴望挣脱这个牢笼。
注定的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曾多次遭到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雪青）
曾经的世界首富和广东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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