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
经过多年的努力,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创建了一个为世人瞩目、在其后几十年中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投资领域包括了燃料、建材、纺织、五金、交电、机械、金融多种行业,形成了以启新、滦矿、华新三公司为核心的庞大资本集团。掌握着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电力系统和给水系统。总资本高达四千多万元。这是一个在当时令人咋舌的数字。
而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庚子战乱后,开平煤矿被英人霸占,周学熙对此耿耿于怀,发誓要将之收回。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他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很有创见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出任总经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注明“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手脚并用,土洋齐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矿井星罗棋布,顿成被围之势。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市场的销量不断上升。为了形成市场压迫,周学熙一开始就用上了价格战,同样品质的煤硬是比开平的价低。在1906-1910年期间,开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错,年均获利有200多万两,股息率年均达12.5%。滦州煤的骚扰战略让英国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就地降价销售,甚至一度把价格压得比滦州煤还低。周学熙也有点儿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挠,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
开平与滦州的缠战,打到双方皮开肉绽,两败俱伤。周学熙与英方就两矿合并事宜多次谈判交涉,双方在公司性质、利润分配和管理权三个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争执下去已没有好处,便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已决定同意。可是,局势在1911年10月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那个月,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于是,主客顿时易位。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的得失,在商业史上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都是好事,两大煤矿从此不再打价格战,达到了整合的规模效应,在商业谈判上也算是平等。也有学者认为,开滦合并实质上是“以开并滦”,滦州煤矿以十倍面积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其结果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简直南辕北辙。开滦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此后30多年,开滦煤矿始终被英资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国收回。
周学熙对开滦合并的结局当然是十分伤感,他拒绝出任新公司的督办。在日记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须,冒万难,创办滦矿,几濒绝境,始意谓,将以滦收开,今仅成联合营业之局,非吾愿也。”他还在家中写了一副对联:“孤忠惟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壮士未竟之意,斑驳落寞纸上。
就在滦州煤矿跟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同时,周学熙利用袁氏背景创办了众多实业。1906年,他办了启新洋灰厂,是当时唯一的大型国产水泥工厂。1908年,周学熙获准在京城建设自来水工程,他用22个月把20万米长的水管铺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学熙在天津创办纱厂。
周学熙全身心地将周氏家族聚居天津,齐心协力创办“周氏企业集团”,经过苦苦经营,多年努力,周学熙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亲手营造起一个庞大的实业集团。
这个在其后几十年为世人瞩目、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大大改变了华北地区轻纺工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对改变中国纺织业的布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氏企业集团”逐步奠定了周学熙“北国工业巨子”、北方实业之父的地位,他把中国北方的近代工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把整个周氏家族,带上了日新月异的实业救国之路。
周学熙投身实业,实际上是在追寻一个强国之梦,他一生所经过的创业的艰苦、守业的辛酸、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构成了一幅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在奄奄一息中苦苦挣扎,在寒风严霜中努力培植民族工业的悲壮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