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上海，湖南衡山人聂云台无人不知，他在黄浦江边经营着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棉纺厂，一度成为上海总商会会长，风云一时。暮年的他不问商事，卧病在床，成为居士，虽因病几近失声，只能用纸笔写字交流，可拜访者仍来到他床前畅谈、取经。他一生跌宕起伏，著成《保富法》，并告诫世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29岁的总经理
聂云台家世显赫，外公是曾国藩，他是上海道台聂缉椝和曾国藩满女曾纪芬的三儿子，13岁中秀才，后来自绝科举，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跟外国人学英语、电气、化学工程等新学科，赴美国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24岁时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并掌握一家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局。初来乍到，他就借来巨款买下该厂三分之二的股份，租约期满后，他再次向私人贷款，买下该厂所有股份，使其成为聂家独资企业。在29岁那年，该企业改为恒丰纺织新局，他任总经理。
他率先提出在工厂办培训班。一开始，他自任培训员，开设技能培训，后又聘请外籍专家讲授新技术、新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聂云台抓住机会，在技术、管理上再次大胆革新，使得恒丰纱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19年，占地150亩的大中华纱厂初具雏形。聂云台发起公共招股，资本总额由原来的90万两增至1921年的200万两，拥有纱锭45000枚。该厂的规模和设备在当时均属一流，有“模范纱厂”之称。
为了让中国拥有自己制造的纺织机器，1921年，他和张謇、荣宗敬、穆藕初等人创办了中国铁工厂，这也是我国创办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工厂。此后的几年间，他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美贸易公司及上海纱布交易所等一批新兴实业公司。
41岁时，聂云台已是工商界的风云人物，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同年，他被选为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意气风发的聂云台迅速开展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了财政、陈列、交通、公证等8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商会的职能。从1921年起，总商会连续3年举办了3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聂云台还兴办了工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出版《上海总商会月刊》，培养商战人才。
“全国办学三贤”之一
聂云台在“实业救国”的同时实践着自己的“教育救国”。
人们较为熟悉的上海市市东中学就是聂云台捐地，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创办的学校。在当时，大批实业集聚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人口稠密，却没有良好学校，儿童失学者众。看到此情形，聂云台捐出15亩地，并以纪念其父聂缉椝先生之名义，于1916年建成“聂中丞华童公学”。该校学费是近代上海地区最低的，家境贫寒的学生还能减免学费。
聂云台作为上海复旦大学校董，曾向复旦大学捐赠《四部丛刊》一套，约2100册，由此形成复旦大学图书馆雏形。
1917年，黄炎培、蔡元培、史量才等教育界领袖在雁荡路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得到聂云台、张謇等实业家的帮助。聂云台后来还在上海开设职业学校，大力推行职业教育。
聂云台在1919年还曾资助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曾以个人名义向他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3000元作蔡氏全家赴法用费，使得成行。李维汉也曾提到“得到过聂老板300元大洋的支援”。作为东南大学校董期间，他向社会募捐16万元，帮助东南大学建立了图书馆；还促进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在上海设立商科大学。
蔡元培将他与陈嘉庚、吴锦堂称为全国“办学三贤”。
《保富法》教人“保富”
1924年，外资入侵，华资棉业受到重创，聂氏家族企业恒丰纱厂负债60万，为偿还债务，被迫将大中华纱厂股权以150万两售出。而大通、华丰等厂都不同程度亏损。两年后，他被迫退休，只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
这时候的聂云台身体每况愈下，他患了肺病，支气管扩张，几近失声。到了1943年，因骨结核病截去右腿，自此几乎都在床上生活。但哪怕只能卧床，他仍然没停止社交，因为失声他只能用笔在纸上写字交流，来看望他的人仍然不络绎不绝。
聂云台不停地著书写文，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写就了《保富法》。《保富法》在《申报》上连载之后，遭到企业家抢读，柳亚子等名流也积极响应，一时激发了读者爱心，数日之间，收到助学献金47万元，成为一时佳话。
他书中提及财富观，即“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有人称“保富法”也为“保福法”，聂云台提到：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
《保富法》虽然发表已过去60多年，但在2011年，社交网络平台正和岛试运行启动仪式上，组织者推出新版《保富法》一书，俞敏洪等知名企业家皆纷纷索要。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雪青）
聂云台：仁者以财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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