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银行松绑一石能否击中三鸟
作者:
■蔡恩泽
2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制定放宽2010年颁布的包括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规定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框架,从而开启了6年来最大的监管洗牌。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华尔街90%的政治献金投向特朗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而对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特朗普“不感冒”,从而结下了“梁子”。一般人都以为特朗普击败希拉里登基后,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有一把火会烧向华尔街,找借口拿华尔街上的大银行开刀,以泄私愤。
可是,事件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人们习惯性逻辑思维演绎推进,不按常规出牌的特朗普上台后并没有利用总统特权对华尔街采取报复性打击,反而向华尔街“示好”,放宽对大银行的监管,意味着给银行方面松绑,增加其自主权,这让华尔街受宠若惊。
监管松绑的预期为金融股注入新活力,美国股市应声上涨。特朗普总统签字刚落笔,市场便积极响应。此举助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市值最大的7家美国银行的股票价值增加了354亿美元。这相当于这7家银行的总市值1.23万亿美元增长了3%,其中摩根士丹利大涨5.5%,涨幅最高。
特朗普不记前嫌,很大度地为华尔街卸枷锁,可圈可点。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给华尔街送上“政策红包”予以松绑呢?松绑要从捆绑说起。
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华尔街大银行特别是高盛等投资银行贪婪成性、滥发次级住房贷款所至。为了救助“大到不能倒”的大银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两大房贷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先后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政府对花旗集团的救助最终演变成政府成为花旗最大的股东,而政府及时对高盛和大摩注资并将其转型为商业银行,纳入自己的监管之中。其后,大银行的规模受到限制,一些高风险业务受到进一步监管,限制其规模和交易操作,不再允许银行拥有、资助或投资用于自身盈利的对冲基金。
为避免金融危机再度爆发,美国国会于2010年7月批准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其核心是限制银行从事高风险投机性交易活动,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成为与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比肩而立的又一块金融监管基石。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监管利剑高悬之下,大银行不再“大到不能倒”,一旦违规陷入危机,就面临被强行分拆的噩运。
不过,《多德-弗兰克法案》也是一柄双刃剑,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束缚了大银行的手脚,并殃及小银行,使其惜贷自保,一般企业难以得到银行的贷款,小微企业更是求贷无门。而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反复提及的施政纲领之一,特朗普近期也再次强调,旨在加强金融行业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阻碍了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他将大幅消减该法案带来的影响。
特朗普需要金融市场活力,期盼金融机构能够释放出更多的资本流动,给实体经济输血。当下美国经济较6年前已有一定回升,美联储因此而加息。在政党轮替之际,特朗普要实现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的施政目标,必须有强大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撑,给嗷嗷待哺的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激活制造业。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深感融资的重要性,加之金融危机已然远遁,当然也包括特朗普“逢奥(奥巴马)必反”的古怪的政治诉求,要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就业角度说,企业借得贷款用于扩大再生产,可提高社会就业水平。而扩大就业面是特朗普竞选总统开出的一张巨额“支票”,要兑现这方面的承诺,除了调整外贸、力促制造业回归之外,通过提高银行放贷能力支持企业发展,而且创业贷款更能立竿见影地促进就业倍增,不失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就业指数的一个重要渠道。特朗普要兑现竞选承诺,提高就业水平是绕不开去的政策构建,通过放宽对银行的监管,减少监管成本,让利给银行,提高银行放贷积极性,促进就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而事实上,特朗普也无法小觑华尔街的能量。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架构。它的一起一落、一颦一笑,都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特朗普从竞选时对华尔街的不屑,转而提名华尔街大佬组阁,比如财务部长具有华尔街高盛集团17年高管经验,商务部长也是有着华尔街背景的大富豪,充分说明特朗普对华尔街能量的充分认知。特朗普的执政团队里集中了一大批富豪,而富豪和华尔街是密不可分的资本利益关系。从安抚为他卖力的执政团队的角度来看,为《多德-弗兰克法案》松绑也是情面上的事。
无论是刺激实体经济,还是兑现促进就业承诺,抑或重新审视华尔街能量,特郎普都必须为银行松绑,这是一石三鸟之策。
但是,美国总统本人要想凭一己之力肢解《多德-弗兰克法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且不说只有国会才能对法律作出重大修改的终审权,即便是监管机构在实施细则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必须经历繁琐的官僚程序来改变规则。在美国,打破规则比建立规则更为费时耗力,无休止的类似扯皮的法律辩论需要有一定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