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关系杂议

    官商关系纠缠不清，古已有之。如“红顶商人”“买办商人”等。诚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官商之间正常交往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商不分、利益共享，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平，自然会被群众诟病、反感、唾弃。
    中国古代即有贱商传统，所谓“士农工商”，商人排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最末位，商人在秦时不能衣锦，唐时不能为官，官商间更是相隔万里，等级森严。时至晚清，重商风行，政体渐变，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企业，官理其事，官督商办名正言顺。那时企业之中满目尽皆顶戴花翎，大有“官商一体”或官商不分之势。这种官商关系，是以官权而办商事，极易产生“垄断”行为，“以罔民利”。也就是说，官员经商或官商勾连，必然会导致与民争利、贪财近利的局面，且又无可奈何。当然，也有很多营商之官目标远大，动机高尚，旨在强国富民，亦即其营商谋利“将以利天下，而非以利一己也”，但毕竟是凤毛麟角。
    如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官商关系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应该肯定的说，改革开放以来，官商之间的主流是好的，官商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强强联合，促进和保持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扭曲的现象。由于银行贷款、能源供应、项目审批、公司上市等诸多权力都掌握在官员手中，商人要获得资源，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与权力结盟，形成共同利益链。因而，有的官员以权谋私、吃拿卡要，搞权钱交易，积极出租权力，大肆敛财，中饱私囊。有些商人积极“寻租权力”，成天围着官员转。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曾是一个手握重权的高官，坊间有人称他“招呼抵万金”。其受贿金额达3500多万，主要是采取放批文、赚差价、开绿灯、打招呼、批项目。他曾向一企业负责人打招呼，让请托者获得了相关指标，这次“招呼费”高达1000万元。且他的招呼一般人不敢不听，他的话成了令箭和通行证，使应正常的官商关系变得不正常，使权力成了他随意把玩的魔方，玩出滚滚而来的钱财。
    山西吕梁市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中生分管该市煤炭工业，被称之为多位煤炭富商的“教父”。那里的煤老板都向张中生顶礼膜拜。在吕梁市，张中生处前，煤老板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居后者为臣仆；处前者颐指气使，居后者点头哈腰。当地人说，张中生“一句话就能决定煤矿开闭或兼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煤老板。据媒体揭露：张中生受贿金额超过6亿元，涉案金额高达25亿元以上，其积累财富或达百亿。正是这种煤老板赚钱，当官捞钱，官商朋比为奸的现象，才导致这种不正常的官商关系愈演愈烈。
    从上述两例的官商关系中，不难发现，刘铁男也好，张中生也罢，他们那种一呼百应的能量都是由权力能量转化而来的。一些商人之所以向有实权的官员大方“出手”，几百万、上千万的“利益输送”，说白了，就是“你有权，我有钱，你能够帮我办成按政策办不成的事”。为官者攥紧手中规划，监管、审批等大权，可以让你企业生，也可以让你企业死。正因如此，一些企业不是看市场的脸色行事，而是看官员的脸色办事。诚如有人所言，当商人热衷于官场、官员热衷于商场的时候，其离牢狱大门也就不远了。殊不知，一些落马的官员或多或少与商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不法商人是一些官员落马的“导火索”。
    毋庸讳言，官商勾肩搭臂，缺乏良性的“臂距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政治生态，破坏了经济生态，扰乱了市场秩序，是危害社会公平的毒瘤，必须要摘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作为官员，就是要用好手中的权力，让服务“赶上趟”，打通“堵关”，这才是官员的责任所在。同时，作为商人应始终秉持“做健康企业”的理念，克服“寻租”权力的惯性，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自觉承担起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责任。
    （作者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党组成员）